襄定王朱祁镛：大明最牛皇叔之子，被动皇位竞争者的传奇一生|世子|太上皇|朱祁镛|皇太子|襄定王

古林坪村，位于湖北省南漳县北部，隶属于九集镇，紧邻谷城县，东西两溜群山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将村庄隐秘在山谷中，泗堵河的水随山势在谷中蜿蜒流过，犹如一条灵动飘逸的白丝带在群山、田园之间缠绕，使得整个村子宛若世外桃源。

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在某些人眼中便是一方吉地，明代封国襄阳的襄藩便选中此地，营建坟园。村中的牌坊山北，便有一座封土直径约100米，高达50米的明代亲王墓：襄定王墓。据史料记载，襄定王墓坐北朝南，背靠莲花峰，南接朱砂坪，西临泗堵河，东西两侧有形似琵琶、弯弓的小山拱卫，称得上是一处风水宝地。

世外桃源：古林坪村

“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历经改朝换代、岁月侵蚀，位于坟园外围的围墙，只残存一道石扎墙基，内部的神道、祭祀堂、亭台等建筑都已不存。据《襄阳府志》记载，墓前原有石碑六方，为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和崇祯帝继位后，派人祭祀诸藩先王时所立。目前仅存两块，其中明穆宗祭祀襄定王的碑文内容为：

“维隆庆元年次丁卯年一月子朔十五，皇帝谨遣尚宝司少卿徐锟致祭高叔祖襄定王，曰：‘予叨嗣大统，念惟九族，恩礼宜敦，爱遵懿典，谨用遣官祭告，尚惟鉴知。’”

襄定王名朱祁镛，与明穆宗朱载坖的皇高祖明英宗朱祁镇同辈，为其堂弟。襄王家族在英宗朝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父襄宪王朱瞻墡，乃至朱祁镛本人，都曾离紫禁城内奉天殿正中的那张宝座只有咫尺之遥。民族英雄于谦之死，也与他息息相关。

被动成为皇位竞争者

朱祁镛，生于宣德四年（1429年），为襄宪王朱瞻墡的嫡长子，生母襄王妃靖氏。正统五年（1440年）获得赐名，正统八年（1443年）受封襄世子。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当天，土木堡之变爆发，大明精锐灰飞烟灭，大批随行文武重臣殉难，明英宗本人被俘。消息传到北京，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皇太后孙氏下旨，命庶子郕王朱祁钰称帝，遥“尊”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作为交换条件，太上皇长子朱见深被立为皇太子。

明英宗剧照

君臣一心取得北京保卫战，将瓦剌势力逐出中原后，明代宗声威大震，欲望随之膨胀，打起了废立储君的主意。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他突破重重困难，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废大侄子朱见深这个皇太子为沂王，改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皇太子。

然而好景不长，次年十一月十九日，朱见济这位新任皇太子不幸薨逝，年仅九岁，赐谥曰怀献，葬于金山。

皇帝膝下空悬，储君之位出缺，让本就对废立皇太子事件大为不满的群臣找到了宣泄口，纷纷上疏要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尚不足而立之年的明代宗，又岂肯把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储位让出去。于是乎，其后几年国本之争成为朝堂的一大政治议题，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明代宗忽染重病，不良于行，引发朝野上下极大的恐慌情绪，皇储的问题再次摆上桌面。

这次明代宗终于无法再阻止，可就此问题，依据各自的政治倾向，朝中竟分成了三派：以少保、兵部尚书、影子内阁首辅于谦，礼部尚书胡濙为首的法统派，坚决要求复立沂王为皇太子；以谨身殿大学士王文为首的今上派，则力主迎立襄世子朱祁镛；以左副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为首的太上皇派，谋求复辟瓦剌留学生。

法统派以帝位传承有序为出发点，认定明代宗的皇位只属于终生制，不可传承子嗣，也不可旁落，前皇太子、现沂王朱见深才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必须按照当年的约定，传位于他。由于谦这位虽非阁臣，却属当世文臣第一人，以及胡濙这位声望卓著的五朝元老领衔，这派政治势力最强大。

太上皇派，乃景泰朝失意者及野心家的大集合，他们期待来一场大变革、大地震，以从中摄取足够的利益，各种选择中抱太上皇的大腿，达成令他复辟的成就，无疑是收益最大、风险相对较小的最优解。一旦成功，自己就是从龙之臣，荣华富贵、财富权力唾手可得。不过这一派实力最弱小。

以王文为代表的今上派，大多数为朝中新贵，在景泰朝获得重用，与当今皇帝利益攸关，不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吧，至少也深受影响。这些人深知无论是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抑或让太上皇复位，自己大概率会被清算。

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事关自己的前途，少有人愿意去赌那百分之一的概率。于是乎，干脆抛弃太上皇一系，另立旁系成为其必然的选择。除去太上皇系，与今上关系最近的无疑是仁宗系宗室。

民族英雄于谦剧照

明仁宗共有十子，其中宣宗朱瞻基、越王朱瞻墉、襄王朱瞻墡三人为嫡出。宣宗有且只有二子，今上无嗣，太上皇系被排除，整个支系出局。越王朱瞻墉早已薨逝，且没有留下子嗣，出局。算来算去，仁庙硕果仅存的嫡系：襄王家族成为最佳人选。

于是乎，远在襄阳的襄王朱瞻墡又被朝廷惦记上了。当然朱瞻墡已年过百半，以仁庙诸子短寿的表现，不确定因素太高，而拥立外藩想要成功，稳定是第一要数，否则一个不好又会起反复，且以叔继侄传出去也不好听，故襄王殿下直接被排除。

襄世子朱祁镛这位襄王嫡长子就这么闯入今上派的眼帘，只要将襄世子过继给宣庙，一旦今上驾崩，他就可以按照太祖高皇帝所定的“兄终弟及”的原则，承袭大位。此时朱祁镛年仅29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一旦登基，少说可以安享天下十数年，正好可以平稳安度过渡期，切实完成权力转移。所以，完美！

正常情况下，围绕储位之争，法统派和今上派才是主力，不论谁最终胜出，少不得在台面下进行利益交换，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

未成想太上皇派竟然铤而走险，于正月十六日晚抢先动手，里应外合打开南内放出太上皇。次日早朝，群臣愕然发现坐在龙椅上的竟然是太上皇，可木已成舟只能接受现实，山呼万岁。

明英宗复辟之后，为巩固权力，给于谦、王文等景泰朝重臣按的罪名之一便是“迎立外藩”。臣子尚且因此被杀，作为被迎立对象的襄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帝颇疑瞻墡”，认为其中有襄王本人的手笔。好在整理景泰朝旧档案时，发现了襄王当年亲历朱见深为皇太子，及让朱祁钰善待他的凉风奏疏，这才冰释前嫌。

主政岁月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驾崩，遗命皇太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因天顺年间的后宫斗争中，襄王朱瞻墡站队侄媳钱皇后，因此开罪了明宪宗母子，成化初年襄藩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比如襄王父子的自由出行权被剥夺，由此带来送葬、祭祀等诸多不便。

成化十二年（1476年），忍无可忍的朱瞻墡为此上疏朝廷，搬出英庙敕书，表达强烈不满，要求恢复旧制。对此，礼部态度强硬，表示仅有襄王本人可以享有这一特权，世子和郡王不在其内。最终，明宪宗取其中，准许朱祁镛等几位堂叔每年春秋两季各出城一次，但必须当日往返。

襄阳古城北城门

成化十四年（1478年）正月十六日，襄宪王朱瞻墡薨逝。他在位55年，享年73岁，是明仁宗诸子中最长寿的一位。不过看穿了世事的他，早在去世前几年，便开始向朱祁镛这位世子度让权力。

比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由朱祁镛代表襄王府上疏朝廷，奏称王府医官医术不精，请求从附近府县拨平民二十余户，专门学习医事，供王府使用。明宪宗下令从周边县医学中拨给五人。

明代藩王府邸是一个缩小版的皇城，号称王城，遵循“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营建规制，即王府前半部分为举行各种礼仪的办公区域，后半部分为寝宫，王府正门外的左边为宗庙，右边则是社稷坛等祭祀性建筑。

襄藩的最初封地为浙江衢州，历经两次迁国才落脚湖广襄阳府。因襄阳襄王府的营建属于仓促上马，布局散乱不说，连宗庙这等重要建筑都一直没有建设。

襄宪王作为始封君，无需供奉先辈神主，故对宗庙需求也不是那么紧迫。可他去世后，宗庙便需要启用了。

照理此事无需襄藩多言，朝廷自当安排，可一拖经年无人理会。眼瞅着再这么拖下去，父皇的神主将无法及时升祔宗庙，朱祁镛忍无可忍，于成化十五年正月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出钱协助襄藩修建宗庙。

朱祁镛此举已经算是放低姿态了，理论上藩国宗庙当由朝廷全权负责营建。当然这也是出于无奈，毕竟父王得罪了今上，自成化朝以来襄藩一直在被穿小鞋。襄宪王已经去世这么久，朝廷都没动静，其中必然有这个原因在。

作为皇帝，作为最高领导，不可能赤膊上阵，需要有人帮忙唱白脸。这时候就要轮到专门负责此事的工部出来干活了，指出朝廷只负责亲王之国之初的藩国宗庙营建，至于其后“无再建之例”，意即朝廷的营建工程是一次性的，早在长沙帮襄王府营建过宗庙，迁国襄阳之后的宗庙则需要王府自行营建，与朝廷无关。乍看甚是有理，可迁国的又不只有襄藩一家，辽藩、宁藩、郑藩、淮藩、荆藩等，哪家的宗庙是自费营建的？

工部也知道自己的理由不怎么站得住脚，故又特地强调湖广连年灾荒，地方上也拿不出钱来协助襄藩营建宗庙（一般王府的营建、修缮，所需资源需地方筹措）。

工部架好梯子，明宪宗立马出来唱红脸，表示藩国宗庙不可或缺，必须立马提上日程，可考虑到没有先例，而地方又逢难，朝廷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出于亲亲之谊还是愿意赞助五百两，至于缺口只能靠襄藩自己了。

五百两，真是好大的一笔钱。

襄阳襄王府

吃了个哑巴亏，朱祁镛自然暗自不爽，急需发泄。结果湖广布政司自个作死，很快就把借口亲手奉上。

宗室岁禄属于俸禄，禄随人走，襄宪王薨逝岁禄当住支，待到朱祁镛袭爵再行额定恢复。朱瞻墡去世于正月十六日，按照规定这十六天的岁禄，折合四百四十四石理应拨付。可布政司衙门不知是否揣摩上意过了头，直接将襄王成化十四年岁禄整个都住支了，连本年度应当正常拨付的部分都拖着不给。

眼看着成化十五年（1479年）的夏季都已降临，而布政司对上一年的岁禄依然没个说法，朱祁镛直接将此事捅到了皇帝陛下案头。明宪宗的尴尬可想而知，一咬牙索性赐给襄藩一整年的岁禄共计一万石充当丧葬费用。

成化十五年八月，朝廷以恭顺侯吴鉴、尚宝司司丞彭颐为正副使，持节赴襄阳册封襄世子朱祁镛为襄王。

朱祁镛袭爵后，襄藩享受的待遇虽然比不得英庙之时，可比成化年间父王在位时要好得多。

比如九叔梁庄王朱瞻垍（音jì）薨逝后，梁国因绝嗣而除国，不过其宫眷继续生活于安陆州梁王府。看在亲叔的面子上，明英宗也没做绝，给梁王府留了乐工三户、厨役四人等人供其使用，同时保留一百五十户充当守坟校尉。这些人手先是由梁庄王继妃魏氏统领，景泰年间魏氏去世后，又交由两位郡主的生母夫人张氏管理。

成化十六年十月，梁庄王夫人张氏去世，朱祁镛急不可耐的上疏朝廷，请求从守坟校尉中拨出九十户用以补充襄藩仪卫司缺额。最终明宪宗下令划拨七十户给予襄藩，余众继续守坟。

此外，朱祁镛上疏索要襄阳府只只沟税课局课钞、汉阳府刘家隔税课局课钞，请求册封世子朱见淑庶长子朱祐材为襄世孙，母妃靖氏去世后请求朝廷量拨人力修缮襄宪王墓进行合葬等奏请，明宪宗一一准许。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明孝宗继位，在大赦天下诏中要求停办一应不急之务，但对襄藩网开一面，特地强调襄王府“照旧制修盖”，无需停工。总体而言，朱祁镛在位期间朝廷对襄藩的态度比之别家王府，要优容的多。

王妃带来的连锁反应

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一月，荆州卫指挥佥事李玉之女李氏被册封为襄世子妃。这位初代襄世子妃，其后的襄王妃进门后，给襄王府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正统十三年（1448年），世子妃之父李玉去世，围绕此事成为襄王朱瞻墡与明英宗叔侄斗法的舞台。

明朝武将剧照

朱瞻墡提出亲家去世，自己打算遣官祭奠，同时表示想要获得郡王、郡主等各外戚家“岁时吊贺”之权。

时任礼部尚书、四朝元老胡濙认为此举合情合理，毕竟太祖高皇帝在《皇明祖训》中亲手赋予了外戚诸多特权，很多地方是向宗室看齐的，因此他以封国平凉的韩王家族一直派人到南京祭祀韩宪王朱松为例，提出应当给予准许。

哪成想，此议竟引发明英宗怒火，以这是把外戚比宗室为由，将胡濙狠狠训斥了一顿。

更大的问题是，世子妃李氏罹患久治不愈的痼疾，婚后难以生育。望孙心切的襄王殿下，忍了数年，终于在景泰二年（1451年）六月，上疏朝廷请求给世子纳妾。朝廷准许后，朱祁镛纳虞氏为妾，同年庶长子朱见淑出生。阿越怀疑，虞氏早已入府，有孕之后才补办的手续。

顺便说一句，朱瞻墡的次子宁乡王祁鐄之妃同样罹患痼疾，在父王的奏请下与大哥同时纳妾，三个儿媳妇中两个如此，这位大明最牛皇叔估计也非常郁闷。

关键直到明英宗复辟，进入天顺朝后，襄藩第三代依然仅有朱见淑一根独苗。是故天顺四年（1460年）朱瞻墡第二次赴京朝觐时，向大侄子求情，希望朝廷册封朱见淑为襄世孙，以锁定其继承人身份。

这奏请本不合理，甚至有些无理，关键就看与皇帝的关系如何了。《皇明祖训》虽号称一字不可更易，但内容相对宽泛，在有心人眼中有众多漏洞可钻。比如它只规定了亲王庶长子需待父王母妃年满50后方可进封世子，对庶长孙能否受封世孙不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且当代代王朱仕壥当初便是以庶长孙的身份受封代世孙，有这个先例在也更好说话。故明英宗非常配合的送了个顺水人情给叔父。

“（四月）庚午，致书襄王瞻墡曰：‘兹承跋涉远遁，入觐京师。会晤间屡闻嘉言，良有裨益。及叙亲情，乃知世子之妃李氏多病，未有所出。而其庶长子见淑年已十岁，且知向学，朕甚喜之。况叔父年高德邵，重闱之下，宜有令孙，以绵藩封之绪。兹特立见淑为襄世孙，赐与郡王冠服。以正名分，以遂叔父裕后之心。叔父其勿逊辞。’”（《明英宗实录》）

明代亲王妃剧照

成化十一年（1475年），世子妃李氏去世，襄世孙的继承人身份彻底稳固。是故朱祁镛袭爵后，为故妃李氏奏讨王妃封号的同时，请求加封夫人虞氏为次妃。

因朱祁镛生母靖氏依然在世，李氏被追封为襄王妃后，理论上襄王府存在两位襄王妃。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也即李氏追封的当月，襄王殿下以府内人员对王妃的称呼混乱为由，上疏朝廷援引文武官员获得诰命之时，其妻封夫人，其母则加一太字为太夫人之例，请求给母妃的名号也加一太字，称王太妃，以做区别。

“上曰：‘议礼虽出自朝廷。但祖宗旧制乃万世臣子所当遵守者，其敢擅增损乎？《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王所请非旧章，其己之。’”（《明宪宗实录》）

明宪宗的话虽然很是漂亮，可在阿越看来，恐怕更大的缘由还是对当年有朝臣意图拥立堂叔之事依然心存芥蒂。关键亲王妃称太妃的现象还真实存在，比如荆靖王妃魏氏在荆废王朱见潚时期就被称为太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