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是明代中期的一个绘画流派。由于文脉绵延、学术积淀（美学逻辑、风格与价值目标的趋同）及艺术家集群的代际传承，“新吴门派”继往开来、生生不息，近代资深保险人沙曼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沙曼翁（1916—2011），满族，姓爱新觉罗，本名古痕，字简闇，别号曼公、曼翁、寐翁、听蕉、苦茶等，多以曼翁行世，斋名茶新墨旧斋、古木堂、除难将军之庐、三友草堂等，生于江苏镇江，长期寓居苏州，工诗词、书画、印学，生前为中国书协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书协理事、苏州市书协名誉主席、东吴印社社长与名誉社长等，2009年以全票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之“终身成就奖”。

沙曼翁虽为皇族，但从祖父辈起已家道中落，生活拮据，好在其父亲崇文尚雅，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孩子，在沙曼翁8岁时将他送进私塾，跟随苏治卿学习经史子集，从而打下了坚实的旧学根基。20岁那年，为生计所迫他只身离开家乡赴上海闯荡，先后在联合广告公司、进步书店等处谋生，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后经人介绍，进入中国天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保险公司”）任职员，方逐渐安顿下来，此后长期从事保险行业。

沙曼翁自幼喜好书法篆刻，且幸遇良师乃至近世一流名家。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民国著名书法家、有“虞山第一书家”之誉的肖蜕庵。回顾20世纪的书家，可以说沙曼翁的“全”是不多见的，凡三代鼎彝、两周金文、诏版、简帛等，其无不深究精研，尤以篆隶出类拔萃。篆书师承肖蜕庵，在取法上多向《祀三公山碑》、汉碑碑额一类的汉篆汲取营养，但在审美取向上却与其师有明显不同。沙作篆“不向曲中寻，但往直中求”，线条圆转自如，柔中带刚，一变萧曲弧较多的结体，以直弧代曲弧，在直弧中见笔力与气骨；运笔中、侧锋互用，线条粗细富有变化，笔势呼应，枯湿相辉，静中有动，平中寓奇。并且，在篆书体系中，肖蜕庵一生不写甲骨文，而沙写了；对于大篆，萧虽有所涉猎，但并不深入，其主要精力放在小篆上，而沙凡籀、篆文字，广泛摩挲，无所不及。尤其是在甲骨文上，沙则不仅仅是会写，而且达到了一种虚和、空灵的境界。记得，在1979年上海《书法》杂志主办的首届“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活动中，其一幅书卷气十足的甲骨文对联在15000余件来稿中脱颖而出，无可争议地获得一等奖而名震书坛。识者评沙之甲骨文曰：“用笔似刀刻勒，用墨富于变化，坚挺而又写意，深具甲骨文神韵。”这也正是他在艺术上始终遵循“正入变出”的体现。

隶书亦是彰显沙曼翁独特风格的书体：熔篆、隶、简于一炉，水乳交融，难以区分，尤显丰富，取法视野开阔，既神游于三代两汉，更深究于钟鼎、甲骨、诏版、权量、碑碣、瓦当，有时还将简帛、写经等掺入其中。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与反复实践，他终于在古稀之年实现了“篆隶通变”，把篆书的笔法结体、草书的笔情墨趣巧妙地融入其中，又将简帛的自然天真之趣与碑刻隶书的浑厚古朴之气相调和，大气磅礴，浑厚淳雅，形成若隶若篆、若行若草的艺术风貌。尤其是在线条质量上，绝非一般书家可比。他敢于运用古人慎用的枯涩之笔，使线条润中带燥，力追毛润涩畅、苍浑劲健之感。这种原本只能在草书中方可见到的极富感染力的笔墨语言，使沙的艺术个性得到了充分张扬。故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谓其“尊书汉隶为近代所无”，“能从汉简惊时辈”了。

但笔者以为，沙曼翁书法最绝的是对于水与墨的独特理解和运用。相较于中国画尤其是水墨画“墨分五色”而言，书法的墨色墨韵表现力无疑要弱得多，主要以枯、润和疏、密区分，故近代绝大多数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于墨色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往往只用纯墨，整幅作品，从头至尾，墨色单一，犹如印刷品，使观者索然无味。如果说，林散之的用墨是有传承的，深得其师黄宾虹的真传，墨法精妙、水气氤氲。那么，沙的用墨则更多源于自己的艺术观念与超凡悟性。据沙的弟子讲述，沙善用“涨墨”法和“破墨”法，平时作书除砚台外，还必备水盂，内盛清水，先用浓墨，再用笔尖在清水中点几下，然后迅速落笔，以清水破浓墨，宣纸上墨色四溢，水气从墨色外溢出，在保持笔画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形成了“面”的效果，使之与墨线产生强烈对比，“线”“面”交融，平添趣味。尤其是那些用宿墨书写的作品，水分从点画中分离、渗化出来，一片浑茫如云烟，消解了黑白界限，斑驳自然，变幻无穷，别有情趣，仿佛进入了空灵散逸的天籁之境。因此，在他的笔下，无论是甲骨、诏版，还是汉简、行草，多以水墨情趣见长，开创了全新的书法现代视觉图式。

谈到近代江南一域乃至近代篆刻史，沙曼翁也是绕不过去的。他14岁自学治印，后又幸得马公愚亲炙，以秦汉印为宗，取法正脉，保持了汉印宽博平正的宏大格局，线条有粗细、疾徐的细微变化，且转角偏圆，流露出自然书写的意趣，从不故意追求形式上的变化和新奇，力求平淡，又于平淡之中见个性、显真味。这是沙曼翁篆刻的重要特征。并且，无论是甲骨、钟鼎、古籀，还是简牍和隶、楷诸体，抑或是元押、封泥、肖形等无不入印，且能遗貌取神，皆以自我面目出之。沙不仅精于印学，而且还是位杰出的篆刻活动家。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金维坚、潘天寿、余任天、邓散木和沙曼翁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龙渊印社”，所选印题，皆与抗日有关，传为佳话。五十年代他又与张鲁庵、马公愚、王个簃、方去疾、来楚生、叶潞渊、陈巨来等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并任常务委员，还与诸名家合刻《鲁迅笔名印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特别是文革后，百废待兴，文艺重振，在其牵头与奔走呼吁下，东吴印社正式成立（1983年底），他担任首任社长，并亲自题写社名与刊名，广为年轻人传艺讲学，对印社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毋庸讳言，艺术家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靠实力，也看时运。沙曼翁活了95岁，从6岁开始学习书法，一辈子几乎没什么别的业余爱好，大部分时间都投在了书法、篆刻、绘画和古文字的研究上，浸淫了近90年，非常人可比。但在其如此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若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际遇，也不一定能蜚声艺林。沙的成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第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那次首届“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活动。这次活动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长期荒芜而亟待复苏复兴时举行的，好似平地起春雷，其影响力之广、震撼力之大可谓前所未有，且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书法热，尤其是首倡“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评选原则，方使沙曼翁等这样一批出身草根、来自民间没有任何头衔与背景的实力型艺术家一举成名。第二个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主持河南书协工作的张海为振兴中原书法，多次下江南力邀沙曼翁、费新我等书家到豫讲学，并行弟子之礼，竭力推崇。后张海、李刚田、王澄、刘顺、王宝贵等都取得了不凡成就，进而成为全国名家，这使沙的影响迅速遍及中原腹地乃至全国书坛。应该说，他为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复兴与繁荣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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