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大单于”刘渊，确实说过自己是汉皇帝。

《晋书》载，永安元年（304年）八月，枭雄王浚联合鲜卑、乌桓征讨垄断朝纲的晋皇太帝司马颖，司马颖大败，挟晋惠帝连夜逃往洛阳。

此时，南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本想发步骑兵二万讨伐鲜卑，救援司马颖。他的堂祖父刘宣规劝他说，晋朝昏庸无道，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司马氏兄弟相互残杀，这是上天要借我们之手消灭晋国。不能违背天意呀！违背天意是最大的不祥！

刘渊听后深以为然，于是——

元海（刘渊字）曰：“善！当为崇岗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思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世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乐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此段话译成白话的大意是——（您）说得好呀！就要做高山峻岭，怎能甘心去当低矮的小土丘呢！天下的帝王，不是固定不变的，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出生在东夷，谁可以做帝王，唯一标准是根据德行的高低（由天）授予的。现在，我们有兵众十万，每一个都能抵过晋兵十人，我们击鼓进攻晋朝，必将如摧枯拉朽一般。这样，往好里说，可以成就汉高祖一样的基业；最不济的结局，还可以做曹魏。尽管如此说，但晋朝的百姓不一定赞同拥护我们。汉朝统治天下的时间久长，恩泽深入人心。所以，昭烈帝刘备仅在一州的土地上驰骋，就可以与天下相抗衡。我又是汉朝刘氏的外甥，我们的祖先曾与汉朝相约为兄弟，兄长灭亡了，弟弟来继承，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我们还可以称汉，追认并尊奉后主刘禅，以使天下的人们归向我们。

这段话，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

唐太宗亲自审阅过的《晋书·汉刘元海载记》，开篇即说——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

这段话，又把刘渊何以“刘元海”入《晋书·载记》，以及其与汉世高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了。

如此看来，“匈奴人刘渊自称汉皇帝”的直接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条——

第一，刘渊确实具有华夏族，包括“汉公主”的血统，其自称为“汉世之甥”并非虚言。

第二，刘渊“自称汉皇帝”，很大成分上有战略策略考量。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潜在”原因，这就是中华文明（当时被称为中原文明）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

《晋书》载，刘渊说过上述这番话后，“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左近。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开阔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云云。

他一直讲到“后主”刘禅，又大讲了一番他准备如何光复汉室大业。

《晋书》在这里，用了一个“僭越”的“僭”字，似乎对刘渊称帝不以为然。但亦可看出，尽管曹魏和司马氏终结了“两汉”，但始于很早的中华之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以及向心力和凝聚力，已然根深难撼了。

刘渊本人，从小深受汉文化熏陶，这应是前述“潜在原因”使其“自称汉皇帝”的内在动因。

刘渊所为，并非孤例。

其所建立的“汉赵”，是“十六国时期”第一个由少数族群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尽管“国祚”仅有二十多年（304—329年）。

几十年后，魏晋进入南北朝。而“北朝”第一个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走了和刘渊相同的“路数”。

386年，曾被“前秦”苻坚攻灭的“代国”王族鲜卑氏拓跋珪，趁苻坚兵败淝水复国，改称“魏”，相继击溃库莫奚、高车、柔然及后燕等。至其孙太武帝拓跋焘，又灭夏、北燕、北凉而统一北方。

拓跋珪何以定国号“魏”， 《资治通鉴·晋纪第三十二》有载——

六月，丙子，魏王命群臣议国号。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诸侯升为天子，因以其国为天下号。汉氏以来，皆无尺土之资。我国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遂抚有方夏，今宜以代为号。”黄门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两称殷、商，代虽旧邦，其命维新，登国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宜称魏如故。”从之。

一言以蔽之——“魏”，是个高大上的称呼，体现“神州之上国”气派。

“神州”，最早即“中原”，然后代指“中国”。

后世，拓跋“魏”亦称“北魏”，既指中国北部又别于“曹魏”，还称“元魏”，因拓跋氏将自己改姓“元”。

但无论如何，拓跋氏建“魏”，仍然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特别是其第七世魏孝文帝远宏，诏令以汉服取代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改鲜卑姓为汉姓，敬奉保存汉家典籍，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等等，史称“太和改制”，极具影响。

前面说到唐太宗李世民评价刘渊。实际上，其生母窦氏（太穆皇后）即为鲜卑纥豆陵氏改汉姓窦，李世民本身有一半鲜卑血统。再往上追溯，其父李渊生母为匈奴独孤氏后裔，又有一半匈奴血统——唐太宗充其量也就四分之一汉族血统了。

按照王国维于《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中的考证，匈奴亦正如《史记·匈奴传》所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他考证，鲜卑族同样是夏裔子民西迁形成。

徐中舒先生也就此专门做过考证。

综上所述，其体现的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