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2月，一位20岁的丹麦移民抵达纽约，身无长物，唯有制造自行车的雄心。同一天，在奥地利林茨，阿洛伊斯・希特勒与克拉拉・希特勒的儿子刚满10岁。

这个男孩后来成了一名心怀抱负却缺乏天赋的艺术家，最终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这位移民与这位奥地利人从未谋面，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以一种与当下相关的方式产生了交集。如今，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受到制约：我们的国家面临着来自两个实力接近的对手的全球性挑战，却发现自身国防工业基础不足以应对。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也曾面临类似的准备不足的局面，后来它选择以严肃态度应对那个黑暗的世界。历史学家赫尔曼（现任职于哈德逊研究所）在其2012年的著作中振奋地讲述了这个国家如何出色地调动其制造能力并拯救了文明。

到1937年，这位丹麦移民威廉・克努森已从工厂车间一路晋升至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站在了汽车行业的顶端。

1940年5月28日，法国沦陷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致电于他：“我希望你负责一些生产事务。”这句平淡的描述背后，是克努森肩负的重任——将当时规模仅略大于荷兰军队的美国陆军及其他部队，从一支规模小、状态涣散、技术停滞的队伍，转变为彰显美国工业力量的象征。

1940年，当罗斯福誓言要实现每年生产50,000架飞机（当时陆军航空队仅有约1,700架，且大多是小型旧款）时，希特勒嗤之以鼻：“美国除了选美皇后、百万富翁、愚蠢的唱片和好莱坞之外，还有什么？”赫尔曼在书中写道，“他即将找到答案。”

到1945年，美国的白领企业高管、工程师以及受到应有重视的蓝领工人，已生产出盟军三分之二的战争物资：86,000辆坦克、250万辆卡车、286,000架飞机、8,800艘海军舰艇、5,600艘商船、4.34亿吨钢材、260万挺机枪、410亿发弹药等。

赫尔曼描述道，1942-1943年间，军工行业的工人死伤人数是同期美国军人死伤人数的20倍，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仓促搭建的工作场所中劳作，周围是危险的设备和炽热的铆钉。

1939年，美国钢铁业产能降至20年来最低，造船业每月仅能生产4艘船。但1939年底，一位在匹兹堡生活了近十年的妇女看到附近山上浓烟滚滚，便报了警，警察回应说：“那不是火灾，女士。是工厂在开工。”工业巨人正在苏醒。

在不知疲倦的克努森定下的基调与节奏引领下，短短几个月内，美国实业家们在泥滩与空地上建起了造船厂和钢铁厂。四年间，旧金山附近的里士满造船厂下水了747艘预制船。

赫尔曼称这是“自发秩序”的成果：“这是有史以来最强大、最灵活的战时生产系统，因为最终没有人刻意设计它。”这种“工业繁荣”源于美国市场经济的灵活适应性。

如今，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乌克兰的冲突正促使欧洲国家从军事沉睡中觉醒。例如，德国目前拥有世界第四大国防预算，并放宽了国防开支的债务限制，用其国防部长的话说，就是要让德国具备“随时应战”的能力。

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经济学人》报道称，“按照目前的采购速度，美国的弹药库存需要七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开始之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