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为什么要重修白鹿洞书院|东林寺|朱熹|王安石|白鹿洞书院|苏轼|重修|陆九渊

泓睿达原创383，本文3900字。

你知道朱熹和白鹿洞书院吗？

如果你知道，那你就知道得太多啦。去江西之前，我知道朱熹，但我不知道白鹿洞，直到我到达庐山脚下，才关注它。

和我处于同一认知水平的，是朱熹。当年他也是到庐山脚下（南宋时被称为南康军，今江西九江市星子县，下文统称庐山）才知道白鹿洞。

白鹿洞书院，坐落在庐山五老峰东南麓,占地面积近三千亩，到明清时建筑面积达7千余平方米，地势西高东低，三山夹岸，一水中通，古人评价“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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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熹重修白鹿洞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有争议的。

一种说法是朱熹在赴庐山任前，对堙没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并无印象。直到担任知军半年多后，他才发现白鹿洞书院旧址，进而梳理历史，并开展抢救性修复。

另一种说法是朱熹抵达庐山后的次月即张贴告示，向民间收集白鹿洞书院情况，后仅用五个多月就建成20多间房屋，并开始招生了。可见他在去庐山前早就了解过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并有了全盘重修计划。

两种说法都只对了一半。

淳熙五年，也就是公元1178年的8月，朱熹在收到吏部介绍信，南宋第二个皇帝赵‌昚（读shèn）让他到江西庐山，担任知军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马上动身，而是磨磨唧唧推三推四（第一次妻子去世，第二次入朝面圣被拒，第三次到半路又左等右等），直到朝廷要他必须去时，才于1179年3月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的身份赴任，而且去到之后也不停的上书辞官。所以第一种说法他担任半年多才发现白鹿洞，没有错，但他只是担任而没到任。朱熹到任并下乡调研一个多月后，偶然间在樵夫指引下才找到白鹿洞遗址，从此便接二连三地张榜广为询究陶渊明、刘凝之、义门洪氏、白鹿洞学馆等遗事往迹，"以凭稽考，别行措置"。所以第二种说法也没错，他确实是到任后次月就开始收集白鹿洞往事。
那么究竟他是老早就想重修白鹿洞，还是到任后才临时起意呢？个人认为是到任后，两个原因。

第一，他如果早就想重修白鹿洞，就不会一再向朝廷请辞，历史上记录的是推辞不就，而不是推迟上任，说明起先庐山并没有太让他上心的事情。

第二，来到庐山后一系列见闻，触动了他的一个心愿，才决定重修白鹿洞。

是什么触动了他呢？

我认为有四方面。

第一，佛老势大。

庐山脚下，遍布佛教道教场所，唯一一处儒家学院白鹿洞，还被废了120多年。

朱熹来到庐山看到很多好位置都被佛教和道教的宫观所包围，精神受到不小打击，他还写诗表达不满:“山水诚乃奇，云谁究终始?昙远亦何人?神君岂其鬼?东西妄采获，诬谄共恢诡” 。宋朝以来，先后被辽人，金人，甚至西夏人动不动打上门来，在一片垂头丧气的氛围里，国人不问苍生问鬼神，倡导无为避世的佛老思想开始流行。

当时庐山及周边都有哪些佛老场所呢？比如庐山三大名寺的东林寺，净土宗祖庭，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西林寺，建于东晋太元二年（377年），苏轼《题西林壁》即作于此。大林寺，建于东晋，白居易“山寺桃花始盛开”指此寺。归宗寺，东晋王羲之舍弃自己的住宅改建而成。秀峰寺，南唐中主李璟的读书台改建。栖贤寺，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建。万杉寺，因宋代植万株杉树得名。铁佛寺，唐代贞观年间建。

那天我们从海昏侯墓出来后，直奔庐山脚下时，我专门抽出一个小时去了东林寺，中午时分，室外温度得有40°以上，家人都不肯下车，我自己进去逛了一圈。两个印象:大，金碧辉煌。每一尊佛像都金光闪闪，每一根柱子都黄铜包边，每一栋建筑都恢宏大气，每一处绿植都精心修剪，每一个角落都点缀碑刻铜人，还在山顶建造48米高并全身镀金的东林大佛，作为接引众生之门。刚好当时内急到处找厕所，不经意闯入了一处顶部是白莲花造型，底座是规模宏大能容纳上千人的会场，里面没有椅子，铺满了黄澄澄的蒲团。

这么庞大的规模如何维持运转？我查了东林寺的资料，它不收门票，收益全靠海内外捐赠，有这么庞大的信众，无可厚非。

今天的白鹿洞书院与东林寺相比，百分之一都不如，朱熹若看到今天的东林寺，想必会受更大刺激。在南宋，朝廷更加太弱鸡，又出了太多像蔡京，秦侩那样的佞臣，岳飞都打到了朱仙镇，差几十里地就进汴京了，还是给一个贪生怕死的皇帝和一群卖国投敌的小人强制遣返，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朝中无良臣，江湖多苟民，国家就没治了，这是他在国弱民颓背景下痛恨佛老的原因。

今天我们对佛、道、儒的态度平和很多，因为我们处在盛世，有足够的包容性。但个人认为，佛道作为困苦人心的皈依，场所庄重就够了，不必也不宜金碧辉煌，毕竟“我困苦不堪才来求佛慰藉，你却把寺院和佛打造得珠光宝气、身光颈靓。佛需要用外在彰显普渡慈航、救苦救难、法力无边吗？吃好喝好住豪宅如何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少林寺不也从金光万丈回归了暮霭祥云吗？

第二，儒家分裂。

儒家自北宋以来陷入了分裂，先后有王安石的功利主义改革派，苏轼的蜀派，以及二程和横渠学派为代表的道德派，朱熹认为二程和横渠才是儒学正宗，他一直在找一个机会重新像董仲舒那样将儒家流派再度统一起来。

朱熹曾写文章指出白鹿洞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复文教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北宋儒学崇尚朴实，反对新奇，坚守传统训释，但缺乏根本性的一贯精神。尽管庆历、嘉祐年间涌现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思想家，但只有二程与横渠的道学才是真正阐明了儒家正统，孔孟之教才得以真正凸显。可惜的是程、张之学受到王安石新学压制未能获得主流地位，所以朱熹希望借助书院的重建，重新接续纯正笃实的儒家学风。

第三，教育崩塌。

我们要注意到南宋的特殊性。它是偏安政权，不仅丢失了幽云十六州，丢失了防范草原民族入侵的长城，丢失了西域都护府等可以获得优质战马的供给和作战缓冲区域，还丢失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前朝历代政治文化中心。

152年的南宋存续期间，在朝廷，战与和是永恒的话题，主战派和主和派永远吵吵嚷嚷。在民间，汉唐以来的门阀制度衰落，豪门望族子弟以往除了学习科举考试内容，还能通过父辈获得政治经验，但宋朝的不断战乱，政治经济中心不断南迁，以及科举制度的进一步繁密，门阀遭到瓦解，科举应考而出仕的多是寒门书生，他们除了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对政治传统和治国理政没有传承经验，只能在当官后摸着石头过河。

而在教育，宋室南迁后，在东京的太学已经废弃。高宗赵构曾在扬州恢复国子监，但由于被金兵追得整天东奔西逃，直至“绍兴和议”之后才重建太学。至于州县级别的官学更无实际恢复，官办学校的衰落，科举只剩下选拔的作用，无法发挥教育的作用，儒家学者便纷纷兴起了私学——书院，以填补官学的堕落，民办书院的开放性促成了学术文化的进一步下移到平民百姓。

第四，当一把手。

朱熹一生为官仅9年，在朝廷任职更只有仅40天，其余时间多用于讲学和著述。担任南康军知军以前，做了四年同安主簿，也就是县令的办公室主任，又干了十几年管理道观的祠禄官，南康军是他第一次以一把手身份担任地方官员，也是干得最长的一次，此后的官职基本是干一年半载几十天就洗洗睡了。

因此，南康军知军的任上是他最得以施展理想抱负的阶段，他利用一把手身份请求朝廷批准修复白鹿洞，还暗度陈仓，把请求修复四五间房屋扩大到二十多间。把本地最优秀的讲师招到白鹿洞里，把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扔到官学去，还亲自挑选有天分的学生入学，自己亲自担任洞主，三天两头跑白鹿洞上课，邀请陆九渊等大儒搞讲座，搞辩论，一时间白鹿洞书院作为南宋最开放、最活跃、最包容的学风便传播开来。甚至到他离任到浙江担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就是管赈灾之后，还在朝廷赈灾款里拿了30万钱给白鹿洞做经费，弄得被人举报，后来因为朱熹耍了小聪明，拿到皇帝亲发给白鹿洞的敕书和《九经》，相当于皇帝认可你这家民间书院，才名正言顺了这笔挪用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