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4年秋，东北部队医院的一个女军医，在一张实验记录表的角落，偷偷写下了五个阿拉伯数字。
没有名字，没有代号，只是五个编号。
可她知道，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突然。
那天夜里，她本来已经睡下了。
窗外突然亮起了车灯，紧接着是一阵低沉的发动机声。
她起身走到门口，刚想开门看看，外面传来一个日本内务班长的声音：“不准出门，走廊正在搬运马鲁太。”
“马鲁太”是731部队内部的一个代号，意思是“实验材料”。
说白了，就是活人。
她不敢多问，回到床上，却再也睡不着。
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是从东京女子医专调来的，说是来协助“传染病研究”。
但进了这个基地以后，她很快发现，这里跟她想象中的医学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天早上，她在体操时第一次看到那些“马鲁太”。
站在四方楼顶上，她往下望去，监狱的天井里站着一群中国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戴着脚镣。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带着小女孩的白俄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她说，那一瞬间，觉得整个世界都静了。
可真正让她参与这件事，是几天后的事情。
她被叫去柄泽班协助“疫苗实验”。
对象是五个被“特别输送”来的中国战俘，看样子都很年轻，大概十八九岁，个个黝黑结实。
她说，像极了她家乡农田里的青年劳工，那种皮肤晒得发亮的强壮劲儿。
她的任务是给他们采血，测免疫值。
那会儿她心里还有点侥幸，想着也许只是普通的疫苗对比实验。
可第二天，她就被命令给四个人分别注射不同版本的鼠疫疫苗。
第五个人——没有打针，是对照组。
“他们当时看着我，眼神里有点疑惑，但没说话。
我说是消炎针。”她后来这样回忆。
一个月后，实验进入了最关键的一步。
五个人全部被注射了鼠疫杆菌。
那时候天气已经转凉，她记得很清楚，是个阴天，风特别大。
注射后没几天，五个人就开始发烧、呕吐、皮肤发黑。
第一个被解剖的，是那个没打疫苗的年轻人。
她记得他长得很精神，像个乡下教书先生。
被抬上手术台时，他已经半昏迷，嘴唇乌黑，眼皮也发紫。
可他还睁着眼，看着她。
“他没骂人，也没挣扎，就是那么看着我。”她说。
解剖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
主刀的是大木军医官——据说是当时731里手术技术最好的一个。
他像个手艺人一样，拿着解剖刀一层一层剖开，避开重要脏器，只为完整地取出被感染的器官。
“他手法很熟练，我递刀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瞪了我一眼，我不敢动。”
尸体上的器官被一一取出，做成切片，送进标本室。
她说，那地方她只去过一次，三四层的木架子上摆满了人类器官，有大人的，也有小孩的，还有外国人的。
那会儿的标本室根本不像医院，更像一座干燥的坟场。
接下来的几天里，剩下的四个人也都被解剖了。
她说，有一个人，在解剖前还试图坐起身，嘴里喊着什么，但被两名卫生兵按住了。
有人被做成了完整骨架，她不清楚是谁，只知道后来那个骨架被送去了东京军医学校。
她说，那段时间，每晚回宿舍，走廊里都能听到其他军医在聊天，聊的不是战况，也不是医疗，而是谁解剖得更快，哪一批“材料”更适合做肺部实验。
“他们说话时的语气，就像在讨论一只鸡。”
当时整个731部队大概有三千人。
被解剖的“马鲁太”数量至今没有准确数字。
据战后苏联远东军事法庭的记录，仅1940年到1944年间，就有超过三千人因实验死亡，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甚至还有一些西方战俘。
高桥加代后来回到日本，在地方医院做了一辈子普通医生。
谁也没想到，她曾在青年时代参与过那种事。
几十年后，她在一次私下的回忆录采访中说：“我这辈子都记得那天的眼神。
他不是在恨我，他是在问我：为什么？”
她的原话是：“日本人，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这句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只在研究者的资料堆里出现过一次。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她提起过那五个编号。
杨彦君，《战争与细菌：731部队揭密档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石井光次郎，《731部队实录》，文艺春秋社，1981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日本战犯审判资料汇编》，中央档案馆编，1989年。
黑木博司，《活体实验：731部队的真相》，讲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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