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人尽皆知的名言，尽管从历史来看实际的功效见仁见智；而在我看来，一部《世说新语》足以“治”人生，这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是我从少年到中年的切身体验。
少年眼中看到的“怪诞”
和大多数“70后”一样，我与《世说新语》初次相遇，是中学语文课本中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老实说，对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而言，这个故事并不算精彩，说教的色彩未免浓郁了一点。尤其是陆云开导周处的那句“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让一向成绩还不错的少年颇不以为然，想着自己再过些年就能上大学，人生总会比“年已蹉跎”才闻道的人更加顺风顺水吧。回头看看，十多岁的“童子”又怎能体会已然成名的陆机愿意耐心提携后人的苦心与气度呢。
第一次读《世说新语》，则是在燕园。20世纪90年代尚未有如今的国学热，30年前最炙手可热的专业属于经济类。我一直是个不怎么合群而自以为有个性的人，当初决意攻读中国哲学，固然是天真地以为古人的智慧可以解决人世间的一切困惑，却多少也出于逆反心理，不愿意随波逐流，执意要不走寻常路。因此，在魏晋名士中找寻自己的偶像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被鲁迅誉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无疑是修炼个性的不二秘籍。这本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为首编撰而成的名士大全，足足有一千多则故事可以让人效仿。不过当时的我并没有从头到尾读完的耐心，而总是挑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
说到魏晋名士，风流怪诞是常用的标签，这样的标签强调他们对社会和礼教的反抗，也就特别能吸引自以为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家乡的亲戚们讲究各种礼数，少年时的我对此深恶痛绝。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当然是阮籍的“青白眼”神技，也曾尝试用白眼来看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然而我马上意识到一个悖论。“阮籍”们越有个性得到的赞誉越多，而我的东施效颦效果却截然相反，经常会招致长辈的指责。以阮籍为例，他最著名的放达之举，无疑是在母亲去世后公然喝酒吃肉，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得到了司马昭的肯定，不但没有受到打压，反而被誉为孝的典范。于是我开始思考，《世说新语》中名士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在反抗社会还是其实本就符合社会的行为准则？抑或，他们是在通过夸张地展现个性来迎合大众？我的思考在多年后变成了《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一书，而在当时，我并未找到答案，还在效仿名士的路上狂奔，依然把他们视为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以为自己受到批评是由于还没有将个性展现到底。
每一个主动选择哲学的人，在年轻时大约都心怀梦想：打造一个宏大而完美的哲学体系，成为影响深远的哲学家。相对来说，《世说新语》的故事显得有些“零碎”，也就容易让涉世未深之人忽略其深刻之处。学界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世说新语》中有些故事和史书不符，虚构色彩浓厚而缺乏真实性。因此，在北京的那些年里，《世说新语》虽然一直陪伴着我，但从来只是生活中的伙伴，而未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2003年赴美读博，我在箱子里也放进了一套买了多年的《世说新语》。那是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绿色的封皮。我是极其爱护书的人，不过随我前往新大陆的这一套书的封皮已有些沧桑。读博士是一段寂寞而辛苦的旅程，有的时候甚至给人望不到头的绝望感：书是怎么看都看不完的，论文是怎么写都写不完美的，更别说2008年左右的金融危机对就业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情绪低落之时，《世说新语》依然是最好的陪伴，只不过最常咀嚼的故事从那些狂放不羁的变成了委婉沉郁的。王戎逐渐成了我的最爱。
在很多人的眼中，王戎是个爱财吝啬的“俗物”，而我却独爱他对自己的评价。《伤逝》篇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的是王戎的儿子早逝，他伤心不已。朋友山简来探望他，说不过是没了一个孩子而已，何必悲痛若此。王戎说，圣人忘情，而最下等的人麻木无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听闻此言，山简也不由得难过了起来。对我来说，这个故事的亮点在于王戎对自己的定位：既不奢望成为圣人，也不甘于堕落成小人，而是做一个有情有义的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就必然会有缺点和烦恼，然而只要心中有情，就永远能够给他人带来感动。先秦两汉的思想家们动辄以圣人为目标，很容易让人对自己失望。相比之下，以王戎为代表的一批名士们给人以亲近之感，这大约正是《世说新语》记载了众多名士缺点的原因所在，也是它在一千多年来让历代读者手不释卷的缘由吧。
王戎所言让我解决了长久以来的精神内耗，在而立之年对自己有了重新的定位。在美国读博的几年中，打造哲学体系的梦想早已消散，然而尽管对自己有诸多不满，心中的热情依然不变，那么从此之后，就安安心心地做一个普通的学者，尽可能地给人以感动吧。每天临睡前读一些名士们的缺点，慢慢地不再想把自己变成魏晋时代的名士，而是觉得名士就恰如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寂寞的生活，于是也就有了些许快乐。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琐碎让我开始意识到《世说新语》的形散而神不散，把哲理藏在故事里等人自己体会，或许才是中国哲学的真谛所在。
然而当时的我始终没有要研究《世说新语》的念头。研究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在解剖自己，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此同时，关于《世说新语》的书每年都层出不穷，似乎我也没有锦上添花的必要。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吴越春秋》中的谎言，那是一个国内学者没有探讨过的话题（《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在去年出版）。接受自己和他人的缺点，包容而保持个性，这就是《世说新语》给在新大陆读博时的那个青年的启示。
快乐由自己做主
2010年，出于家庭原因，我辞去美国南卡某大学的教职，到了珠海。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不啻是一次自我放逐，我颇有西晋被灭后名士们渡江南迁的心情，远在北京的师长们也惊讶于我的选择。七八年间，我几乎一无所成，深陷自我怀疑。在这过程中，我还是会时不时地翻开年轻时就已经熟读的《世说新语》，只不过跟着我归去来的《世说新语校笺》的封面已经摇摇欲坠了。
过了不惑之年，我终于在《世说新语》中看出了两个字：“关系”。当初我之所以在北大毕业后想要去美国读博，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远离各种人际关系，逃脱长辈们的唠叨，逢年过节也可以躲在故纸堆里。当然，到现在我也不善于应酬，然而却发现有些最根本的关系，却是无法逃避的。8年前父亲去世后，我至今每天在微信上和母亲聊天；13年前儿子出生后，做父亲也是一辈子的责任；再独立性格的人，在工作中也缺不了和助教合作……而作为老师，更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学生，从一开始的90后到现在的00后，绝不是简单的重复，也就自然对陆机劝诫周处时的淡定有了足够的体会。事实上，我第一本关于《世说新语》的专著《演而优则士》，就是和学生交流后的产物。这时候再读《世说新语》，不由得感慨名士们的快乐大多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即使再有个性的名士也不是独行侠。
渐渐地，我在《世说新语》中所关注的不再是名士的风流不羁，而是试图去发现他们是如何做儿子的，是如何做父亲的，又是如何扮演各种其他角色的。于是中年的我终于发现快乐其实并不遥远：谢安王导们所告诉我们的，不正是即使在山河破碎的逆境和哀伤中也要寻找快乐吗（这似乎证明反复强调名士反抗的人，可能还一直活在自己的青春期）？那么，我又何必自怨自艾呢！
于是，我有了想把这些发现与大家分享的冲动。我相信任何一本书的写作和阅读都必须以快乐为基础。如果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不快乐，书是无法写下去的；一个人若是阅读的时候无法找到快乐，也肯定会把书扔到一边。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欣赏悲剧会给我们带来灵魂净化后的快感；即使是司马迁在受辱之后写《史记》，也是带着一份使命感得以实现的快乐。同样，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必然加入了快乐的因素，否则一千多年来的读者不会一直把它放在案头。快乐，也是我读《世说新语》而写《未尽的快乐》的初衷。我想要告诉每一个人，《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们是快乐的，而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快乐——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圣人和小人之间的普通人。
以快乐为视角去看魏晋名士，就会摒弃“反抗”的基调。通常认为魏晋时期“个人意识觉醒”，这样的老生常谈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束缚，而“个人意识”就是试图摆脱这种束缚。这显然是一种错觉。根据《礼记》，古人们需要面对七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君臣、父子、长幼、朋友、宾客、兄弟和夫妻。绝非偶然的是，《世说新语》中涵盖了所有七种关系。在《世说新语》中，名士们依赖于各种关系，并从中获得快乐。他们似乎在告诉我们，人际关系本身并不是束缚，而是我们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元素，与其愁眉苦脸，不如“乐在其中”。
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君臣之外，其他的六种关系在今天的社会依然存在——这再次印证人际关系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对于今天饱受人际关系之苦的社恐们来说，魏晋名士“乐在其中”的态度就可以成为一种借鉴。即使你对魏晋名士原本并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也不影响你从他们身上找到快乐的源泉。《世说新语》是我自己的处方笺，而我也想把它和大家分享，希望它能成为大家的朋友。当然，想要真正读懂这本书，也许还需要一点人生的阅历。或者说，不同的阅历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自己的快乐则由自己做主。（作者系《未尽的快乐》作者，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
原标题：《别再焦虑内耗，一部《世说新语》足以“治”人生》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来源：作者：董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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