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浙江东阳的花园村，还只是个村民年均收入不足百元的贫困村落。
而今，村庄年总收入已突破七百八十六亿元，家家户户开豪车、住别墅，仅村长个人资产就高达一百六十五亿元。
更令人瞩目的是，它还带动周边十八个村庄共同富裕。
那么，这个村庄到底靠什么致富？又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就？
一九七八年的花园村，贫困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当时，村民人均年收入仅八十七元，勉强够买几斤米面，谁家若能住上泥瓦房，便会引来邻里羡慕。
大多数人只能蜗居在茅草棚里，每逢雨季屋顶漏水严重，床下还得垫砖防水。
对于村民而言，务农更是难上加难。
花园村地势低洼，是远近闻名的“十年九涝”之地，春天播种的稻种，夏天一场暴雨就可能被冲毁，收成完全依赖天气。
遇到颗粒无收的年份，村民只能上山挖野菜充饥，野菜吃完甚至啃树皮。
直到一九七六年，年仅二十二岁的邵钦祥成为村庄的“转折点”。
彼时他是村里的生产大队长，目睹村民挨饿、住房破旧，他攥紧拳头说：“咱们不能永远穷下去，树是死的，人是活的！”
终于，在一九八一年，邵钦祥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村里连电灯都没通，夜晚漆黑一片，家家户户都得备蜡烛照明。
邵钦祥盯上这个需求，心想：“咱们自己做蜡烛卖，总比守着穷日子强！”
于是，他联合二哥与老书记，三人凑了一千五百元——在当时已是巨额资金，有人劝他别冒险，赔了连家都保不住。
但邵钦祥不为所动，带着一股倔劲开始创业。
当时没有机器，蜡烛全靠手工制作。
三人挤在漏风的小屋里，揉蜡、灌模、包装，手指被蜡油烫红也不停歇。
蜡烛做好后，邵钦祥背着麻袋进城，挨家挨户敲供销社和小卖部的门，磨破嘴皮才谈成几单。
年底结算，竟盈利一千五百元，分给伙伴的红利比普通村民几年收入还高。
那年春节，邵钦祥给每家每户送了“花园牌”红烛，村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好日子或许真的来了。
蜡烛厂让村庄有了生机，邵钦祥又发现新商机。
当时“的确良”布料风靡市场，色彩鲜艳、耐穿耐磨，但村里没人敢涉足。
他又带头筹集九千元，创办了花园村首家正规工厂——服装厂。
白天他亲自监督生产，晚上带领村民加班赶工，布料不足就骑车往返几十公里县城采购，缝纫机坏了他亲自拆修。
没想到第一年就盈利七千元，村民们见跟着他能赚钱，纷纷兴办小厂，食品、电子、建材等行业短短几年内涌现五十多家作坊，花园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创业热土”。
然而小作坊分散，难以形成规模。
一九九一年，邵钦祥果断将四十六家企业整合，成立浙江花园工贸集团。
从此进货、销售统一管理，成本下降，订单增多。
随后他又瞄准红木家具产业。
东阳本有传统木工技艺，他划出数百亩地建厂房，打通东南亚红木供应链，还建立红木家具城，每年举办博览会，吸引全国买家。
如今的花园村，仅红木产业年交易额就超百亿元，名副其实的“中国红木第一村”。
但谁也想不到，这个从蜡烛、服装起家的村庄，后来竟涉足高科技领域。
二零零零年，邵钦祥斥资两千万购入维生素D3生产技术，当时不少人反对，认为农村搞高科技不现实。
但他认定这是长远之路，带领科研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拿下十余项专利，成为全球维生素D3龙头企业。
二零零四年，全球七成的维生素D3产品出自花园村，这项业务撑起集团半壁江山。
日子富了，邵钦祥又着手整合周边村庄。
二零零四年首次并村，他带着集团财务报表前往马府村，承诺“十年收入翻十倍”，并帮助修路、改水电，原本贫困的村庄并入后不久便通公交、建新房。
到二零一七年，他又一口气并入九个村庄，前后共合并十八个村。
花园村也从昔日的小村落，发展成占地十二平方公里的“村域城市”，街道上跑着村民的豪车，周边建起科技馆、游泳馆。
如今的花园村，早已不是当年的穷地方。
二零二四年全村营收突破七百八十六亿元，邵钦祥身家达一百六十五亿元，但他始终不忘村民。
从幼儿园到高中，十六年教育全免费，考上博士还可获八千元奖励；六旬以上老人每月领取三百元养老金，入住水电暖齐全的老年公寓。
村民建房有补贴，出行可乘坐免费公交，连电话月租费也由村里承担。
有人问邵钦祥，为何要将红利回馈村民？
他答道：“花园村的发展成果属于全体村民，大家生活好了，村庄才算真正富裕。”
从昔日漏雨的茅草棚，到如今年入数百亿的“富裕村”。
花园村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一群不甘贫穷的人，在一位敢想敢干的带头人带领下，将不可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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