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兵溃如山倒。可就在这时,一名日本军医却带着一个中国小孩悄然离开战区,直奔东京。
这不是逃兵携带战利品,这是加地正隆签了正规文件,把战俘编号排在册的小孩从济源带到了熊本。这个孩子,叫光俊明,8岁,战地被俘,两年后漂洋过海,被“养”成了日本人。
40年后,他穿西装、带翻译,站在山西运城的黄土地上,只记得一句:“我娘脚上流着血。”
“这孩子不是战利品,是人”
1943年6月,河南济源。27军溃败,战线被压缩到黄河北岸。第37师团227部队包围国民党部队1371人全部战死,4853人被俘。俘虏中,有个8岁的小男孩,名叫光俊明,被编入“特殊编号”。
他不是童子军,也不是传令兵。他是家里交给部队的“军属娃”。山西人,口音土得很。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母亲送他进军营那天,脚底磨破,鞋里全是血。这成了他一辈子不肯忘的细节。
俘虏营里,日本兵排查身份时,加地正隆看到了这个小孩。资料写得清楚:“该儿童无父无母,亦无亲属记录”。别的战俘都安排押送后方,他却留了下来,由加地正隆暂时“照管”。
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部队解散,战俘移交,军官遣返。这个“特殊小孩”怎么处理?资料里清清楚楚写了处理流程:加地正隆向盟军提出“收养申请”,由英军布伦斯基将军签署许可书。
文件编号为“少年同伴请愿书”,日军佐藤代表签字认可。内容写明:“该少年孤苦无依,国内战乱,返回原籍缺乏生存保障,由日本方面承担生活与教育责任。”
那一刻,光俊明的身份,从中国战俘变成了“托西阿奇”——日语发音的“光俊明”。日军撤退,他随船离开,被带到日本本土,落脚熊本。
他8岁被俘,11岁到日本。头三年,没人问他愿不愿意。他的名字、语言、国籍、生活,全部被改写。他成了“合法带走的人”。
这并非孤例,但极为罕见。日本在战败后将中国未成年战俘合法携带归国的情况,在战后档案中只发现两例,其中光俊明为最年轻者。
这一节解答了最关键的问题:“日军为何带他走?”——因为有军医主动申请,经盟军批准,以“战后儿童人道救助”的身份处理。
下个问题,就是这孩子后来在日本,过得怎样。
“不姓加也不姓佐,我是中国人”
1946年春,熊本县八代市。光俊明被加地正隆带到当地代阳小学插班。年纪比同龄人大,语言一句不会,第一天上课坐在最后一排,连“老师好”都不会说。资料记载,学校记录他为“特殊身份归化儿童”,编入四年级补习班。
加地正隆为其办理了日本户籍登记,家庭地址登记在熊本县代阳町57号。父母栏填的是“收养关系”。他的新名字拼写为“光俊明(托西阿奇·加地)”。
1952年,他考入八代第一中学,成绩优异,特别擅长数学与英语。这是他第一次开始使用汉字签名,自己申请使用“光”这个姓。校档案记下了他的理由:“光是母亲送我时唯一喊的字,我记得。”
1956年考入熊本商科大学,专业为国际贸易。大学毕业后进入神户一家进出口公司。1959年正式入籍日本,婚后有三个孩子。
资料详细列出他在公司职级晋升过程:1963年升任营业课课长,1967年晋升为海外部部长,1969年自立门户,在大阪设立“光通商株式会社”。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他向中国驻日使馆投递手写信,内容是:“我是中国人,想回去看看。”这封信三个月后获得回应。他被邀请作为华侨企业家代表,访问北京。
资料显示:1973年至1985年间,他共七次尝试通过中方渠道寻找亲人,均未果。唯一保留的,是母亲磨破脚底的记忆。
他不是逃兵,不是叛徒,也不是孤儿。他是中国人,被带去了别国,被改了名字,穿上了制服,学会了敬礼。可心里装的,是“我娘”。
这一节提供了清晰证据:光俊明在日本合法成长、入学、就业,生活稳定,但始终自认“我是中国人”。
到了1986年,他终于走上了归乡路。只不过,这路没那么平。
“找不到我妈,我就给别人盖学校”
1986年春,北京机场,光俊明西装笔挺,带着翻译和养父加地正隆落地。他不是来旅游,他是来找人——母亲。
地方政府为此专门协调: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调档、翻户、走访。地方台摄制组也启动纪录片拍摄,片名《遥远的妈妈》。
他唯一的线索,是一张泛黄的黑白合影。照片上,一位妇女抱着一个穿军装的小孩,站在军营门口。他说:“她脚上有血,照片上看不见,但我记得。”
三周过去,没找到。1960年代的乡村户籍资料因战乱及自然灾害丢失严重,档案多为残缺。有人记得那年有妇女送孩子参军,但没人能确认那个男孩是谁。
摄制组放弃拍摄,纪录片最终改名为《遥远的思念》。
光俊明没有走。他留在山西,用自己的方式,写下一页答案。
他出资建起一所“光俊希望小学”,亲自设计校门图纸。校址在离他走失记录最接近的乡镇。第二年,他又给县医院捐建了一间儿科病房,取名“俊明堂”。
他说:“这是给我妈的。”谁也没问是哪位。
2000年,他将公司总部迁至上海。公司资料显示,总部登记地址为:上海浦东新区海阳西路777号,企业法人代表:光俊明(中国籍)。
至今为止,他在中国的身份,是归国定居人员。资料中记录最后一句:“未曾再提寻亲之事,亦未改本国籍。”
这个“被带走的孩子”,四十年后没找到母亲,但为无数孩子修了学校,为一群素不相识的家庭送去了药品和书本。
他没再提那个问题。因为答案,可能就在那条照片拍不到的血脚印上。
参考资料:
流落日本的山西孤儿光俊明.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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