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生于熙宁年间，少年科第，早早便与王安石一派过从。
那时的他锐气十足，认定新法能救天下。青苗、免役、市易——哪一项不是在触动旧贵族和大商人的筋骨？他因此结怨，也因此被贬。
此后几十年，蔡京数次起落。元祐时，他被逐；绍圣时，他复起；崇宁年间，六十多岁的老人，再度入相。
人到暮年，已没多少清议之心。
他能活到最后的秘诀，并不是骨头硬，而是骨头软。
他比谁都懂，朝堂上的“祖宗之法”只是幌子，真正的硬道理只有两样：皇帝的喜好，财政的盈余。
徽宗赵佶是个画家、书法家、道士、花匠，偏偏不是个帝王。
皇帝好声色，好丹青，好方术。
蔡便极力推道：请林灵素进宫，设斋醮，改庙号。
他又为皇帝立新学制，修《崇宁大典》，让天下士子的仕途系在皇帝的名下。
徽宗说百姓困苦，他就推出“均输法”变体；徽宗说士风不振，他就扩充太学，定“三舍法”；徽宗想示威天下，他就操持“花石纲”，把大江南北的奇石名木搬来艮岳。
慈善与奢华、赈济与铺张，在蔡京手里并列，成了同一根羽毛。
徽宗当然觉得只有他最懂自己，于是对蔡京言听计从。
可光有逢迎不够，幻象要靠钱来堆。丰亨豫大这四字，必须有一亿以上的岁入撑着。
于是，蔡京的才能开始施展了。
主要手段是下面几个：
1. 盐
宋代盐业原由官府榷卖。蔡京加重盐引，凡百姓买盐，先买“引券”，再买实物。层层加价，商贩加利，朝廷大捞。崇宁年间，盐利一度占财政岁入的三成。
《宋史·食货志》载，崇宁二年全国盐课收入约三千余万贯，比仁宗时翻数倍。
2. 茶
蔡京恢复榷茶，西南茶马互市更严格。百姓采茶无引券即私贩，轻则罚银，重则充军。蜀中茶户怨声载道，《续资治通鉴》说：“民或弃茶园而逃。”
3. 酒
宋人日常离不开酒。蔡京下令榷酤，酒肆须纳酒课才能开张。酒价飙升，收入暴涨。北宋后期，酒课已成岁入的第二大宗。徽宗朝，酒课常年维持在数千万贯。
4. 市易与榷货
蔡京改良市易务，将京师和大都会的大宗贸易收归官府。商人必须低价卖货、高价买入。史家评价：“榷货则富上而贫下。”
这些措施下，财政收入确实空前。仁宗时岁入不过四千万贯，徽宗朝则常在一亿以上，几乎翻番。
士大夫口头讲“道统”，身子却离不开俸禄。蔡京扩充太学，设“三舍法”，凡入太学者按成绩升迁，直通仕途。于是天下士子皆趋之若鹜，科场之路被牢牢攥在蔡京与徽宗手里。
他还推行“恩荫”与“养廉”。高级官员子弟可世袭入学，官吏有养廉银。批评声渐渐少，士人被制度驯服。
于是，在蔡京的手里，财政数字与官僚忠诚绑在一起。
但是，数字繁盛，不代表国家繁盛。盐贵，渔盐小户破产；茶税重，岭南茶农弃园；酒价高，市井流民增多。
徽宗朝修建艮岳，耗费巨万，民夫死伤无数。花石纲南运，舟覆沉溺者不可计。
百姓的锅里，粥更稀了。
但蔡京的账本上，收入却更漂亮了。
苏轼曾云“上富其藏，而下空其业。”
徽宗朝正是如此。
《宋史》称蔡京“六入相，凡十九年，专政用事，善聚敛”。朱熹骂他“奸臣之尤”。即便后来的史官，也承认：蔡京并非全然无能，他对财政的算计有独到之处。
但士人的观感就大大不同了。
读书人恨他，是因为他让“士”不再能独立批评，而必须依附于权势。有人讥讽：“蔡相之下，士皆铅椠吏耳。”意思是读书人不过抄书吏。
这差不多就是“以吏为师”的意思，完全是法家的套路了。
在别人眼里，他是奸相；在徽宗眼里，他是知音；在自己眼里，他只是个会做账的人。
他知道，皇帝要幻象，他就用财政去支撑；皇帝要合法性，他就把赈济和花石放在一张账簿上；皇帝要道统，他就把道学与道教混搭。
他或许真的相信过：国家要强，财政必须集中；国家要统一，官僚必须驯服。
但到最后，一切都让位于一句老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徽宗听到的是“丰亨豫大”的乐音；蔡京看到的是节节增长的税收数字；百姓听到的，却是锅底的空声。
蔡京的算盘打得啪啪作响，但筹码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压在天下百姓的肩头。三十年的风花雪月、艮岳奇石，到头来化作一纸账簿。账簿上数字漂亮，史书里名字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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