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0后的何叔衡，与00后的刘仁静，在上海第一次见面。

他们俩，一个是45岁，已近人生半百，饱经沧桑，是这次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一个才19岁，正是初出茅庐，头角峥嵘，风流倜傥的年纪，是这次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虽然他们的年龄差，有26岁之多，但，他们却一点代沟都没有。

尤其是他们的思想信仰和人生选择，都是共产主义，都是救国救民，都是为当时贫弱落后的中国母亲，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这条出路，也包括他们个人，自己的人生出路。

所以，他们兴致勃勃满怀憧憬的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渴望未来的人生，有个新的，更新的开端，好的，更美好的结果。

1876年出生的何叔衡，与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不仅是湖南老乡，还同样都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另外，两人还又同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

何叔衡，在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同学前，已经在26岁（1902年），考中秀才，得到了一个在县衙里管钱管粮的美差，但，却被他辞了。

因为他的志向不在于此，升官发财，从来都不是他的人生选项。

9年后，继续再教育的他，又考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成为毛泽东的同学。

那一年，是1913年，何叔衡37岁，毛泽东20岁。两人因为志同道合，成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天下大势，民生时艰。

然后，何叔衡又跟着毛泽东，和毛泽东一起成立湖南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1921年，还是和毛泽东，一起去了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参加完一大后，何叔衡就回到湖南，参与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第二年，就当上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国共开始合作，48岁的何叔衡，就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

4年后的1928年，已经52岁的何叔衡，还赶赴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学习，直到2年后学成归国。

1931年11月，55岁的何叔衡，到了苏区根据地。

他在苏区，不仅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了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还上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谁也没想到，革命多年，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他，竟然在1935年会牺牲。

那年2月24日，已经59岁的何叔衡，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遭遇国民党部队疯狂堵截，最终，在长汀突围战斗时，被敌人打伤了腿。

而他，竟然为了不拖累战友突围，选择跳崖自尽，壮烈牺牲。

而刘仁静呢，比何叔衡小了足足有26岁，如果单从外表上看，其实就是一个稚气未脱，青春痘满脸的小青年，新青年。

但，却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第一个带头爬墙，跳进“大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豪宅，为大家打开大门，与大家一起火烧赵家楼。

那一年，他才17岁，不是愣头青，而是急先锋。

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刘仁静又参加了由李大钊和张国焘等人，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一批成员。

所以，这次在1921年，由李大钊派他和张国焘（时年24岁），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巧合的是，刘仁静出生那一年，1902年，正是何叔衡考中秀才的那一年。虽然，两人不是湖南老乡，但，却是隔壁邻省，刘仁静出生在——

湖北省应城县，一个标准的小镇青年。

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上的新式学堂，读的最多的课外书，就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

所以，当他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五四运动，参加中共一大，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可惜的是，如此年轻有为的刘仁静，却最终没能走到革命终点，坚持人生信仰，向何叔衡毛泽东他们那样，正步向前，踏进新中国。

刚开始，刘仁静在参加完中共一大后，前几年，还能继续进步，紧跟共产主义步伐，一路向前。

比如，1922年，刘仁静就和大他8岁的邓中夏，创办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而且，还被选派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去了莫斯科。

接着，又在第三年，即1923年21岁时，在上海当上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一跃而为团中央最高领导人。

但，这一切，却在3年后，都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刘仁静的后半生。

1926年，24岁的刘仁静，被组织安排去了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课余时间，他参加了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活动。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斗争，最后，胜利的斯大林，不仅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还把他驱逐出境。

对此，刘仁静却同情托洛茨基。

甚至，在3年后的1929年，学习期满，应该返回中国时，却并没回国，而是自作主张，跑去欧洲，最后在土耳其，找到了流亡的托洛茨基。

就这样，27岁的刘仁静，与50岁的托洛茨基，彻夜长谈，引为知己。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国，不仅不向组织交代与托洛茨基的谈话内容，还成立中国的托派“十月社”，最终，被开除出党。

被开除后的刘仁静，一开始，先是和陈独秀一起搞托派组织，后来呢，因为与陈独秀不和，又被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组织，孤立开除。

再后来，刘仁静结了婚，为了养家，只好找了一份翻译的兼职，生活过的也是非常窘迫。

却不料，即使是这样的处境，老天还是觉得不够狠，在1935年，33岁的刘仁静，突然被国民党意外捕获，直接关进了苏州反省院。

而这一关，就是两年半。

等刘仁静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先是北京，后是上海，最后，又是南京，皆遭涂炭。

但，已经35岁的刘仁静，却在四处求职。

他不仅整日忙忙碌碌找工作，还为了一口饭，舔着脸又去找陈独秀，不料，却被陈独秀大骂，不分青红皂白赶出了门。

万般无奈，刘仁静竟然昏了头，跑去国民党那里。

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求人家给一个糊口的活，在宣传处当了科员。却又最终食言，不愿加入青年团，幸亏，被旧交谭平山照顾，才勉强脱身而去。

可是，谁也没想到，刘仁静前头脱离了三青团，后脚却又跑到胡宗南那里，加入了他的特务训练机关第四团，摇身一变，当了上校教官。

虽然，刘仁静这个教官，只是教俄语和历史，但，一年后，还是被胡宗南给赶走了。

接着，为了生活，刘仁静又在国民党的各种报刊，《前线日报》《民主与统一》《时事新报晚刊》干起了主笔，靠撰写文章，勉强度日。

1948年，46岁的刘仁静，已经完全投向国民党，不仅成了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

好在，毛泽东等人，没空搭理他，也懒得搭理他。

1949年，当国民党败逃台湾时，47岁的刘仁静，突然醒悟了，坚决不跟蒋介石走，坚持留在上海，等待新中国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年，又去了人民出版社，干起了编译工作，每天专心翻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

随后，又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关押，直到12年后的1978年，才放出来。

而在1986年底，已经84岁的刘仁静，还当上了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可惜，命运对他实在残忍，第二年，他就出了车祸。

那是1987年8月5日的早晨，84岁的刘仁静，从家里出来，穿过北京新街口外大街，准备走去北师大的操场进行每天雷打不动的晨练。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刚走到半路，就被一辆公交车撞倒，虽然，司机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活过来。

何叔衡，刘仁静，这俩人，一个年龄最大，一个年龄最小，一个选择牺牲自己保全战友，一个选择投靠敌人养活自己……

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自己的选择，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