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人的“人格分裂现象”|人格分裂|伦理|古代法律人|法治|秦汉

近期，笔者以秦汉法律传统为主题，阅读了一些书籍，尤其是秦老师的《秦汉史讲义》。对法律人的心路与命运，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

秦晖教授在《秦汉史讲义》中强调，“法家非法治”的本质区别：法家治下的法律更多是统治工具，而非约束权力、保障公共“法理”的机制。

这一观点揭示了古代法律人的制度困境：他们要么附属于君权权威，要么追求无法实现的“法治”理想。1，

例如，该书第113页记载：

《商君书》中充满仇民、憎民、蔑民的话语，甚至主张“政作民之所恶＂，不作民之所乐，我就是要做百姓痛恨的事（当然，得是皇上高兴的事），而绝不做百姓高兴（皇上或许不高兴）的事！

二、法律人的价值取向：为民还是为君？

中国古代“小共同体”的伦理结构，奠定了法律人价值取向的文化背景。秦晖指出，小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依赖“信息对称、反复博弈”2‘，其伦理核心是“孝高于忠”3‘，并形成一种“伦理化的权责对应”4’。

在这一逻辑下，个体对家庭的忠诚往往凌驾于对国家的忠诚，而法律人作为“大共同体”治理机器的一部分，其角色定位始终面临张力：是维护小共同体的民生，还是服从大共同体的君权。

三、权力的双刃剑：法律人的角色 两极分化

法律人的角色往往两极分化（尤其是获得权力之后）：

1.君主的执行者：在汉代，文法吏有很多讲究，文法吏在史书中又叫作“文史法律之吏”，或者叫作“义吏”“刀笔吏”。如秦朝李斯协助帝国集权，将法律工具化。此类法律人更多成为“酷吏”，以严刑峻法打击豪强与小共同体，其手段常被形容为“以文内之”5’。《秦汉史讲义》第289页提到：

当官专门有一种技巧，就叫“善史书”，就是要会写文章。什么叫作会写文章？难道古人都不会写文章吗？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会强词夺理，话看怎么说，类似于＂讼辩＂＂庭辩＂，巧舌如簧。一个人明明犯了罪，可以把他写成没罪，你明明没罪，我可以“以文内之”。“以文内之”，颜师古解释为＂饰文而入为罪”，明明没有罪，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加之以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罗织。

然而，这类酷吏虽得君主一时之宠，却处于随时被抛弃的危险境地。

2.法治理想的追求者：如汉代晁错，提出“抑兼并”，试图以法律缓和社会矛盾，最终却因触动既得利益而被杀。这类法律人即使存有理想，也往往难逃失败的命运。

四、“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困境

若要施行法治理想，有“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两条道路。对此明代大儒王阳明有深刻的体会。

（视频：明代大儒王阳明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

秦晖教授总结汉代政治时指出，随着察举制的推广，实际上出现了“官员选拔标准的道德化”6‘。这意味着，若要“得君行道”，法律人必须以道德化的身份进入官僚体系，借助明君推行法治理想；但一旦失宠，理想便随之破灭，而且有杀身之祸。

若要“觉民行道”，则必然被视为挑战皇权秩序，风险更高，株连九族都不为过。

两条路径几乎都指向法律人的悲剧结局。

五、制度塑造的“平庸之恶”

面对这种困境，许多法律人采取“难得糊涂”的策略，拒绝反思，转而适应“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化解内在的心理、人格上的分裂。

秦晖教授指出，这种模式的典型在于“儒表法里”“周表秦里”，即表面以儒家道德为合法性，实质则依赖法家手段维持帝国秩序。7’
在这种结构下，法律人被迫服从制度逻辑，即便未必出于恶意，却因顺从而成为制度暴力的延续者。这正是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