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场关羽以寡敌众的战役，却鲜有人提起，这是怎么回事？诸葛亮南下之后，赤壁之胜似乎已定，而荆州真正的拱手却是在一条叫“北道”的狭窄山路上演变的。

赤壁大战刚落幕，荆州上下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可江陵城的粮草却始终未能输送到前线。这条命脉，恰恰掌握在曹仁手里。

因为江陵地处江汉平原咽喉，汝南太守李通暂时无法越过层层防线，他的补给最后都要从北道通过。诸葛亮高估了甘宁的突击能力，也低估了曹仁严谨的防御部署，更没料到北道隐藏的凶险。

于是，关羽被派去执行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绝北道”。

当时，周瑜带着孙刘联军正围攻江陵。甘宁先夺夷陵，火攻焚城，那一夜火光冲天，南郡到江陵的联系断得七零八碎。

可曹仁并未慌乱。他在江陵北面筑起烽堠，在城外摆下拒马、鹿角，甚至在水边布置床弩、投石机。

士兵们昼夜换班，守得滴水不漏。更厉害的是，他还在沔水上架起浮桥，一有急需便能调动增援。

曹仁说：“有备无患，不能让他们轻易断了北道。”这话一出，关羽不由得暗暗皱眉。

而此时，由于南线进攻受阻，孙刘军只能拖到冬末。周瑜一拍桌子：“关将军，绝北道的事就交给你了。”

刘备也凑过来问：“将军，你带几千人，准保切断吗？”关羽看了看人寡马精的部队，抿嘴一笑：“此道若断，江陵自乱。妾身自有计策。”

接着，关羽带着两千骑兵，悄无声息地从对岸登岸。长江夜寒，他只带轻装，连甲都没有穿。

将士们把衣袍折成席，蒙头戴纱布，以防火光暴露行迹。行到沔水滩头，他指着北山说：“那里是敌人浮桥的咽喉，从此处上山，翻过岭就能到达江陵后方补给道。”将领便低声应诺。

这条山路，崎岖陡峭，常人难行。关羽却等兵士们安营扎寨后，召来当地百姓当向导。

他对向导说：“若引路有误，就砍掉你头颅！”话虽凶，但大家心里有数——不中计才怪。

正因为如此，山道上的暗哨、路标都没人敢乱动。夜半，关羽遣两百轻骑，先拔山林暗号旗，以假情报欺敌。

他们烧断一段木桥，顺水漂去，又在远处放火生烟，令曹军误以为主力将至。

曹仁被这突如其来的火海惊住，只得急调浮桥水师增援。可惜水流突涨，浮桥支架潮湿，梁木打滑，抢修迟缓。

关羽见状，趁夜带数十骑于水边把夷子扎成排，浸泡后藏于水底。待敌船过来靠岸时，一拔网绳，船舷应声倾覆，二十余只战舰瞬间拥簇倒塌。

官兵慌乱之际，关羽俯下身子，用手一拨，那网眼竟像泄洪般撕开。敌人叫得四散逃跑。

第二天清晨，曹仁在北山烽堠上看见对面烽火接连。他心中大惊：“北道不保，江陵必危。”

便调文聘、徐晃前来堵截。文聘到山口，见关羽人不多，却被那火把断桥的假象吓得魂飞魄散，急待后退。

徐晃骑马飞驰，带着水弩和火筒连发数轮，关羽身边侍从纷纷被照成火球，战马乱窜。可关羽趁乱下令：“不要死拼，退到山腰，改为游击。”

于是，他们集结于山腰林木中，连夜将桥梁废料堆成障碍，形成一道“山中火墙”，让任何追兵都得裹足。

这时，北道上的曹营主力已经进山六里，才发现山路被层层火墙隔离，且前后都有奇兵潜伏。徐晃气得几乎跌马，说：“此贼果真狡猾，狼狈不堪！”

他当即下令后退。曹仁本想组织第二波攻势，却因补给线已被彻底扰乱，大军无法前进。

斥候回报粮草车队一个个倾斜在路边，马匹被散弹惊落，他只得下令固守，静待援军。

关羽此战最巧妙之处，在于他并未试图直接攻城，而是以“弱”制“强”，反复骚扰，消耗敌军意志。因为补给一旦中断，再强的守军也得瘦弱。

除此之外，他特意放走两队被俘的曹氏水军，让他们带回“北道险阻，主力将至”的消息。此举一来迷惑敌军上下，二来动摇了他们的信心，显示了关羽对心理战的深刻理解。

战后不久，曹仁带着残部悄悄撤离江陵。汝南太守李通押着一队护送军粮才得突围出关。

周瑜大惊：“北道断了，江陵不是我方易攻之地。”于是他收兵退归。

刘备虽然略感失望，却也暗自佩服关羽胆识。他对关羽说：“此战若无子龙，何以取胜？”关羽却淡淡一笑：“兵者，诡道也。用心才是根本。”

这场“绝北道”之战，虽没有《三国演义》的一声惊雷，也少了史书中的长篇大论，可它真正决定了南北军力的对比。因为关羽的游击战术，迫使曹仁重新评估江陵的战略价值，更使得曹操不敢轻易再派大军南下。

三国鼎立的雏形，也因此进一步稳固。可惜，史书只字未提这段北道断流的关键。

难道仅仅因为它没打破城墙，就不值得记录吗？

有趣的是，这条小道至今仍有人称作“关公道”，而旁边的山村也叫“断粮岭”。可没人能说清，关羽当年究竟是如何在那陡坡上，利用夜色和火攻把大军折磨得溃不成军。

历史的缺口，有时候并非缺史，而是缺少那些能把细节活现下来的人。

这条北道，是一条决胜的生命线，也是蜀汉命运的转折点。因为有了关羽“绝北道”的战功，刘备才能安稳地屯兵汉中，诸葛亮才能着手扩充粮道。

若非如此，三国格局恐怕要提前演变。可惜，千年之后，当人们谈起赤壁，只知东风、水军，却不见那条小路上的烟火与呐喊。

参考资料：《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卷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