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382年，明军铁蹄踏破大理古城，终结了段氏对云南数百年的统治。清代学者师范一声长叹：“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这场被后世称为“文献灭绝”的公案，究竟是战火无情的偶然，还是明王朝的文化清洗？

一、“荔扉一叹”：四百年后的控诉

嘉庆年间，云南名士师范在《滇繫》中发出惊世之论：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征滇时，系统性焚毁了云南的官府档案与民间典籍。他痛陈明军“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将元朝遗留的文化遗产彻底荡涤。然而，此说距洪武时代已逾四百年，各大院校图书馆亦未提供直接证据，滇中学者更少有人响应。

历史的反转出现在20世纪：一度沉寂的“灭绝说”骤然复兴。学者们将矛头直指明王朝的文化政策：

有观点称明朝“极端仇视大理土著文化”，焚烧白文典籍、摧毁太和城；

或指沐氏为消灭地方势力，“凡官府的典册、民间的文史，一举焚毁，不准留片纸”；

更严厉者斥为“朱明暴政”，指控明军“灭尽南史，片纸皆灰”。

这些论述虽在对象范围（白文文献或整体文化）上存在分歧，却共享一个核心判断：明初对云南的征服伴随着针对土著文化的有组织灭绝。

二、战火实录：明军征滇的七十二日

要辨明“焚书”真相，需重回1381-1382年的战场：

1381年9月：明廷发兵30万，傅友德挂帅，蓝玉、沐英为副，分两路进逼云南。

12月：曲靖决战大捷，梁王败亡，昆明献降。

1382年闰二月：明军西进大理。段世调兵五万死守上、下两关，蓝玉、沐英以主力猛攻下关，另遣胡海部夜袭苍山，形成夹击之势。

鏖战三日：下关失守，羊苴咩城陷落，段世被俘。明军随即分定滇西。

关键时间点：沐英在大理仅驻留四个月。若存在系统性文献清洗，必发生于城破后的数日内。然而，明代官方档案及当事人记述对此均无直接记载。

三、碑文里的硝烟：战损与坦然

与“有组织灭绝”的指控矛盾的是，当时亲历者的文字并未回避战争破坏：

僧无极（明廷敕封“大理僧纲司都纲”）在碑文中直言“天兵入境，经藏毁之”；

大理知府杜瑜、太和知县樊某所立《崇恩寺常住碑记》，坦然记述寺院损毁；

白族士绅董贤、杨俊等人碑铭，亦对文化损失“嗟悼之馀，从容言之”。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作者或为新朝显贵，或为地方精英，却对“焚毁”之事泊然未以为恶。其态度暗示：时人视此为寻常战火之劫，非特殊文化灭绝。

四、悬案何解？重审“焚书”四维度

要穿透这桩历史公案的迷雾，需厘清四个关键层面：

1. 军事行动实态

大理战役虽短促惨烈（赵州、邓川等地激战痕迹可证），但明军是否有余裕组织文献清洗？现存战报未提针对性焚书指令。

2. 文献存亡轨迹

元以前云南文献（尤其白文典籍）本已稀少。方国瑜考据指出，大理国文书元代已罕见，其消亡或是长期自然过程，未必系于明初。

3. 明廷政策本意

明朝在云南推行儒学、移风易俗属实，但政策文书中未见“毁灭文献”的明确方针。沐英治滇时甚至保护佛寺、重用士人，与“文化灭绝”逻辑相悖。

4. 后世论述的生成

师范之论发于清中期，正值云南文化复兴浪潮，或有借古抒怀之意。20世纪“灭绝说”勃兴，则与民族意识觉醒、重估地方历史的需求密切相关。

余论：灰烬中的历史回响

六百年前的战火早已熄灭，而“焚书”公案仍灼烤着后人。明代征滇造成的文化断裂确系事实——崇恩寺碑文中的断壁残垣、董贤笔下的“经藏毁之”，无不诉说着暴力对文明的戕害。然而，将文献湮灭全然归因于明军“有组织灭绝”，则可能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

当我们在灰烬中寻觅真相，或许更应思考：历史的叙述如何被权力与记忆重塑？ 清代学者的一声长叹，何以在二十世纪化作文化抗争的旗帜？这或许比追问明军是否焚书更为深邃。在文献的灰烬与重建的故纸之间，云南的文化血脉从未真正断绝——每一次对“焚书案”的叩问，都是对失落文明最倔强的招魂。

补记：2000年大理凤仪北汤天村惊现南诏至明经卷三千余册，其中或有未被战火吞噬的只页残篇。历史总在缄默处，为执着者预留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