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三十八岁,接到婶婶病危的消息时,正在开会。

我撂下手头的活儿,连夜赶回了阔别多年的小城。

婶婶躺在那张老式的木板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看见我的时候,眼睛还是亮了亮。

"小三儿,你回来了。"她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我握住她枯瘦的手,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这一握,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

那年我十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得吓人。

继母进门三年了,带来一个小她五岁的弟弟。

家里本就不宽裕,父亲在铁路段当扳道工,一个月挣三十二块钱,要养活四口人。

那时候粮食紧张,每个月的粮票都不够用,买肉还得凭票。

继母总是先紧着她儿子,剩下的我和她平分。

我正是能吃的年纪,经常饿得前心贴后背。

有时候半夜饿醒了,就偷偷到厨房找点儿剩菜叶子,用开水一冲就着咸菜疙瘩吃。

继母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总觉得我是个累赘。

那年春天,她终于摊牌了。

小三儿,你也不小了,该自己闯荡闯荡了。"

她站在煤球炉前,一边往炉膛里添煤球,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我才十八,还没成年呢。"我小声辩解。

"十八怎么了?十八不能养活自己?你看人家王二麻子家的小子,十六就去机械厂当学徒,一个月还能往家里寄十块钱。"

我知道她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出去挣钱贴补家用。

可我还想念书,还想考大学,那年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我想读完高中,万一能考上大学呢。"

"考大学?你想得美!就咱家这条件,供得起你念大学?早晚都得找工作养家糊口,早点儿出去闯荡,早点儿懂事儿。"

继母的话很现实,但我不甘心。

我去找父亲商量,他正在里屋补袜子,针线活儿做得很仔细,看见我进来,叹了口气。

"小三儿,家里确实困难,你看能不能先出去干两年,等家里宽裕点儿,再让你回来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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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话就是个幌子,出去了就别想再回来念书了。

但我也理解父亲的难处,继母毕竟给他生了儿子,他不能不考虑继母的想法。

那天夜里,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隔壁继母哄她儿子睡觉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继母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那么两件单薄的衣裳,一双黄胶鞋,还有我的户口本。

"收拾收拾,该走了。"

她催促着,好像我在这个家里多待一天都是浪费粮食。

我背着那个补了又补的布包,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

父亲坐在桌边吃早饭,低着头,不敢看我。

继母已经转身进了厨房,开始给她儿子热牛奶,那是前几天托人从供销社买来的麦乳精。

我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

站在胡同口,春风还带着料峭的凉意,槐树刚刚发出嫩芽,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口袋里只有五块钱,是父亲昨晚偷偷塞给我的。

正发愁的时候,婶婶从胡同那头走过来,手里提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刚从菜市场买来的豆腐和韭菜。

看见我愣在那儿,她也愣住了。

"小三儿,这是咋整?咋不上学去?"

我把事情跟她说了,她听完皱起了眉头,那张朴实的脸上写满了不忍。

"这……这怎么能这样呢?你还是个孩子啊。"

婶婶是我父亲的堂弟媳妇,人很善良,平时对我也挺照顾。

她想了想,说:"要不,你先到我家住几天,我去跟你爸爸说说。"

我跟着婶婶回了她家。

婶婶家住在一排平房里,三间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

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炕头摆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播着样板戏。

婶婶家也不富裕,叔叔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但婶婶二话没说,就在炕头给我铺了个铺盖。

"先住着,有啥困难咱们再想办法。"

那天中午,婶婶给我盛了一大碗玉米面粥,还煮了两个鸡蛋,黄橙橙的蛋黄看着就香。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眼泪不争气地掉进了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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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这蛋是昨天母鸡下的,新鲜着呢。"婶婶心疼地看着我。

下午,婶婶去找我父亲谈了一次,回来后摇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

"你爸爸也没办法,家里那位铁了心要你出去,说是为了你弟弟能有个好前程。"

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但心里还是很难受。

在婶婶家住了一个星期,我看着叔叔每天省吃俭用,两个堂弟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婶婶,我想出去找工作。"

"你才十八,能干啥呀?现在外头不好混,没有门路找不到活儿。"

"听说铁路段招临时工,我去试试,大不了先扛包。"

婶婶想了想,点点头:"也好,男孩子早点儿出去闯荡闯荡也不是坏事,但是要小心,别让人骗了。"

第二天,婶婶陪我去铁路段报名。

那时候找工作不容易,要有人介绍,还要交押金。

更要命的是,那天我才知道,临时工的名额早就被人预定了,都是有关系的人家孩子。

我和婶婶在门口站了半天,看着一个个穿得体面的人进进出出,心里发凉。

"要不咱们回去吧,再想想别的办法。"婶婶拉拉我的袖子。

正要走,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小三儿!"

回头一看,是我的初中同学张建国,他爸爸在铁路段当段长。

"你咋来这儿了?"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想了想,说:"你等着,我去跟我爸说说。"

半个小时后,我竟然真的被录用了,虽然只是最苦最累的装卸工,但总算有了饭碗。

婶婶高兴得差点儿掉眼泪:"这孩子命好,贵人多。"

但是,问题又来了,要交五十块钱的押金。

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我和婶婶都傻了眼,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回到家,婶婶把叔叔叫到一边嘀咕了半天。

晚上吃饭的时候,叔叔突然说:"小三儿,押金的事儿你别担心,叔叔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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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这么多钱,你们上哪儿弄去?"

"咱家有个传家宝,你婶婶的手镯,是她奶奶传下来的,能当不少钱。"

我一听急了:"那不行,那是婶婶的嫁妆,怎么能当了?"

婶婶摆摆手:"嫁妆算啥,还不如你的前程重要,再说了,镯子当了还能赎回来,但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可就没了。"

第二天,婶婶真的把那只银镯子当了,换回来整整五十块钱。

我接过那些皱巴巴的票子,心里暖暖的,同时又沉甸甸的。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叫雪中送炭。

在铁路段干了三个月,我攒了二十七块钱,第一件事就是去当铺把婶婶的镯子赎了回来。

婶婶接过镯子,眼圈红了:"这孩子,你自己手头也不宽裕,急啥呀。"

"婶婶,这镯子是您的命根子,我怎么能让它一直在当铺里?"

其实那三个月里,我过得很苦,每天都是窝窝头就咸菜,有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

但看到婶婶重新戴上镯子时的笑容,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后来我又干了各种活儿,搬运工、售货员、建筑工,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

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刚刚兴起,我也想试试水。

但是搞个体户需要本钱,还需要胆量,更需要有人支持。

我把想法跟婶婶说了,她没有像别人那样劝我安分守己,而是很支持。

"小三儿有想法,这是好事,现在政策好了,允许个人做生意,你就大胆去试。"

但是启动资金又成了问题,我手里只有一百多块钱,根本不够。

这次,是叔叔主动提出来的:"小三儿,叔叔这里还有点儿积蓄,你先拿去用。"

他从床底下掏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他们家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二百块钱。

"叔叔,这是你们的养老钱,我不能要。"

"要啥养老钱,我们还年轻着呢,再说了,钱放着也不会下蛋,给你做生意说不定还能生钱呢。"

就这样,我用这三百块钱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创业。

我先是在早市上卖菜,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去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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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时候,手冻得像胡萝卜,但我心里热乎乎的,因为每天都能挣到钱。

一年下来,我不仅还清了叔叔婶婶的钱,还额外给他们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那台十四寸的熊猫牌电视机,是当时最时髦的家电,整个胡同都轰动了。

婶婶高兴得逢人就夸:"我们小三儿可争气了,自己做生意发了财,还给我们买了电视机。"

她那骄傲的样子,就像在夸自己的亲儿子。

后来我又承包了一个小饭馆,生意越做越红火。

九十年代初,我已经在省城开了一家像样的餐厅。

那时候我才想起来,自己还可以继续念书。

我报了夜大,一边经营生意,一边读书。

虽然辛苦,但我觉得充实,特别是第一次拿到大专文凭的时候,激动得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我就回老家,把文凭拿给婶婶看。

她戴着老花镜,仔细端详着那张红色的证书,虽然不识字,但她知道那是好东西。

"好样的,咱们小三儿就是有文化的人,这下彻底出息了。"

二〇〇〇年,我的餐厅已经开了三家分店,在省城小有名气,还被评为"市级文明个体户"。

那年春节我回家,发现婶婶明显老了很多。

叔叔两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两个堂弟都在外地工作,一个在深圳的电子厂,一个在北京跑长途,婶婶一个人守着老房子。

房子还是那间老房子,但显得空旷了许多,墙上的奖状和照片都蒙上了一层灰。

"婶婶,要不您跟我到省城去住吧,我在那边给您买套房子,雇个保姆照顾您。"

"不了,我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想去,再说了,你叔叔还埋在这儿呢。"

婶婶摆摆手,但我看得出来,她眼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回来看她,有时候是我自己开车来,有时候带着妻子孩子一起来。

婶婶总是早早地准备一桌子菜,大多是我小时候爱吃的:红烧肉、酱黄瓜、贴饼子。

"还记得不?这红烧肉是按照你小时候的口味做的,那时候你总说我做的红烧肉最香,其实也没啥技巧,就是多放点儿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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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肉,但婶婶总是想方设法给我改善伙食。

每次离开的时候,我都会留下一些钱,从最初的一百,到后来的一千。

婶婶总是推辞:"我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钱,况且现在有退休金了,你留着自己用吧。"

但我坚持要留下,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

二〇〇五年,我生意做得更大了,在市里开了一家大酒店,还当选了市政协委员。

那年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成功的秘诀。

我说:"我能有今天,全靠一个人,她不是我的亲人,但比亲人还亲。"

报纸刊登出来以后,我把那张报纸裱起来,送给了婶婶。

她看不懂上面写的字,但知道那是关于我的报道,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拿出来显摆。

去年秋天,婶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堂弟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

我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连夜赶回了老家。

婶婶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苍白,插着氧气管,看见我来了,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小三儿,让你跑这一趟,真是麻烦你了。"

"说什么呢,婶婶,我应该早点儿回来看您的。"

在医院陪了她半个月,我请了省城最好的专家来会诊,婶婶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

出院的时候,我再次提出要接她到省城去住,她还是摇头。

"我就是个土老太太,到了城里也不习惯,还是在家里自在,再说了,我还想守着你叔叔呢。"

我只好作罢,但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就回来看她。

今年春天,婶婶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头晕,走路也不稳了,有时候会忘记一些事情。

我干脆在她家隔壁买了一套房子,装修后搬了进去,这样就能随时照顾她了。

同时,我还请了个保姆专门照顾她的起居。

婶婶很不好意思:"这得花多少钱啊,我一个老太太,不值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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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婶,您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您,我早就不知道在哪儿流浪了,说不定早就冻死饿死了。"

她听了,眼圈红了:"那都是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嘛。"

一家人,这三个字让我心里暖暖的。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我心里,婶婶就是我最亲的人。

上个月,婶婶突然病重,医生说是心脏衰竭,时间不多了。

我把公司的事情都交给了副总,专心在医院陪着她。

那些天,婶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的时候,她总是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话。

"小三儿,婶婶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帮过你,看着你一点点长大成才。"

"您不光是帮了我,您是救了我,救了我的一生。"

"不说这些了,你现在有出息了,婶婶也放心了,就是舍不得啊。"

她说话越来越费劲,但还是坚持要把一些话说完。

"我走了以后,你不要太难过,人老了,总有这一天,我已经活得够本了。"

"婶婶,您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过好多个春节呢。"

"别骗自己了,我心里清楚着呢,医生都跟我说了。"

她停顿了一下,用尽力气又说:"我就是舍不得你,从十八岁看着你一点点长大,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样,比自己的儿子还亲。"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婶婶,您就是我的亲妈,比亲妈还亲的妈。"

她听了,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

"好孩子,好孩子,婶婶没白疼你。"

那天夜里,婶婶走得很安详。

我守在床边,看着她慢慢地停止了呼吸,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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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好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

婶婶的葬礼办得很体面,我请了最好的殡仪队,买了最好的寿衣。

来的人很多,不仅有街坊邻居,还有我从省城请来的朋友们。

大家都说,婶婶这辈子做了很多好事,儿子孝顺,走得也安详,这是福气。

我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婶婶守孝七天。

那七天里,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没有婶婶,我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会在街头流浪,也许会学坏变成小混混,也许会一辈子怨恨继母和父亲。

但婶婶的善良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善良,学会了做人。

葬礼结束后,我在婶婶的坟前立了一块最好的青石碑。

碑上写着:慈母在堂。

虽然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慈母,我最亲最敬的母亲。

回到省城后,我成立了一个"春蕾慈善基金",专门帮助那些因为家庭变故而失学的孩子。

首批投入了一百万,每年还要追加。

我想,这是对婶婶最好的纪念,让她的善良传递下去。

每年婶婶的忌日,我都会回到小城,在她的坟前坐一坐,跟她说说话。

我会告诉她,我过得很好,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孩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

我还会告诉她,我已经帮助了多少个孩子继续上学,让他们不用像我当年那样流落街头。

我想,如果婶婶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那碗饭的恩情,我用一生来报答,也报答不完。

但我会一直努力下去,像婶婶那样,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有温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