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的乱世中，四川彭县人尹昌衡从革命青年成长为四川都督，他处决赵尔丰巩固革命、率军西征平定藏区叛乱、提出川边特殊管辖方案为西康建省奠定基础。
本文将通过梳理其早年经历、关键举措与晚年生涯，还原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与时代意义。
一、尹昌衡的早年经历与投身辛亥革命
尹昌衡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1884年7月11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彭县升平乡的一个普通家庭。
清末社会动荡，列强侵略与内政腐败交织，甲午战争的失败与保路运动的兴起，激发了无数青年投身革命。
尹昌衡自幼聪慧，入读彭县书院，后考入成都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1906年，他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军事预科），1908年振武学校毕业，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
在此前的1909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经革命同志引荐加入同盟会，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多有交往，成为四川分会的骨干成员。
回国后，尹昌衡积极投身保路运动。
清政府将川汉铁路路权出卖给列强，引发四川各界强烈抗议。1910年，尹昌衡担任四川新军陆军小学堂总办，借机发展同盟会员，秘密联络革命志士，参与策划1911年的四川武装起义。
他奔走于成都、彭县等地，参与同志会的联络与宣传工作，秘密印刷传单，鼓动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迅速响应，尹昌衡参与成都独立相关事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尹昌衡任军政部长，负责军政事务。
1911年12月8日，因新军索饷引发“成都兵变”，蒲殿俊无力控制局势辞职，朱庆澜亦离职，尹昌衡因其军事背景与果断作风被推举为都督，掌管四川军政，这标志着他从革命青年成长为一方统帅。
尹昌衡上任后开始整顿军纪，扩充革命武装，并推动川渝军政府合并。
1912年4月，重庆蜀军政府与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实现合并，尹昌衡主导谈判，统一四川行政，被推举为合并后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巩固了革命成果。在《辛亥革命在四川》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尹昌衡年少有为，投身革命，于成都反正后迅速稳定局势，后又果断处置清廷残余势力，巩固革命成果。”
这反映了他在革命初期的关键作用，他的军事训练背景与革命信念，使他展现出果断的领导风格，为后续处理赵尔丰事件与西征藏区奠定了基础。
二、处决赵尔丰的重要举措
辛亥革命后，四川局势动荡不安，赵尔丰作为晚清重臣，曾任川滇边务大臣和四川总督，以铁腕治理川边藏区。
他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立县治，将川边地区纳入清廷直接管辖，虽然过程中部分手段强硬，但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教育、交通等近代化建设。
革命胜利后，赵尔丰表面交出权力，将巡防军移交军政府，实则暗中联络清廷残部，企图恢复清廷统治。
尹昌衡敏锐察觉其意图，决定采取果断措施。
1911年12月7日，尹昌衡率军包围赵尔丰宅邸，将其逮捕。在审讯中，赵尔丰图谋复辟清廷、策动兵变的企图暴露无遗。
但军政府内部对赵尔丰的处置意见不一，有人担心杀之会引发清廷报复，但尹昌衡力主严惩，命人端来一盆清水，当众洗手，象征与赵尔丰罪恶划清界限，随后签署斩首令。
1911年12月22日，赵尔丰在成都明远楼被公开处决。
处决赵尔丰震慑了清廷残余势力，巩固了四川革命成果，但也引发藏区连锁反应。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虽有治理基础，如修建川边公路、创办新式学堂，但部分藏族民众对其强硬手段积怨较深。
而且清廷长期的民族政策弊端，导致藏区对中央权威的信任不足，赵尔丰被杀后，驻藏清军失去管控开始哗变，英国也趁机煽动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藏区叛乱爆发，尹昌衡因此面临平定叛乱与维护边疆统一的紧急任务。
三、平定藏区叛乱的过程
赵尔丰死后，川边藏区局势急剧恶化。
1912年初，驻藏清军因补给断绝哗变，英国通过外交施压（如1912年3月照会北京政府“禁止中国军队入藏”）并暗中向西藏地方分裂势力提供步枪、弹药。
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受其煽动，裹挟部分民众发动叛乱，4月到5月间先后攻占理塘、巴塘等地，同年夏季昌都亦被占据。
叛乱的核心原因是英国干涉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的煽动，驻藏清军哗变成为导火索，藏族民众对清廷长期民族政策弊端的积怨则是次要因素。
叛乱武装集结约5000名正规藏兵及部分受裹挟民众，直接威胁四川腹地。
尹昌衡深知边疆不稳将危及革命大局，于是在1912年6月，他率川军约2万主力西征，兵分多路推进藏区。
1912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随后他设立“川边镇抚使署”作为川边地区临时行政机构，管辖今四川甘孜、西藏昌都等地，统管行政、军事、司法事务。
他采取“铁血平叛与怀柔安抚相结合”的策略，在1912年8月的巴塘收复战中，川军利用当地藏族向导突破叛军防线，迅速占领要隘；在1912年10月的昌都战役中，尹昌衡下令夜袭叛军粮草基地，重创叛军后勤，迫使叛首投降，川军收复理塘、巴塘、昌都等10余处要地。
在《西征纪略》（1913年，第25页）中，有这样的原文记载：
“军至巴塘，昌衡令：‘藏民皆吾同胞，勿妄杀，勿焚寺’，故民多归降。”
尹昌衡强调共和理念，保护寺庙，争取藏族上层支持，颁布安民告示，承诺不毁寺院、不杀无辜，赢得了部分藏人归顺。
西征历时数月，至1912年底，叛乱基本平定，川边恢复稳定。
他推动在巴塘筹备新式学堂，在理塘推行农田开垦试点，为后续川边教育与农业发展奠定基础。这场行动维护了国家统一，为川边治理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奠定西康建省基础的远见
西征胜利后，尹昌衡深刻认识到川边藏区的特殊性：地处高原，民族复杂，交通不便，若继续隶属四川，难以有效治理。
他在清末赵尔丰“康藏分治”构想基础上，率先提出川边地区单独治理的系统方案。
1912年底，他上书北京政府，建议以昌都、理塘、巴塘为核心，将川边地区从四川划出实行特殊管辖，为后续西康建省奠定基础，明确提议“设立西康省”的方案则于1914年由川边经略使胡景伊提出。
在《止园自述》（1940年，第48页）中，尹昌衡曾这样说道：
“吾西征非为争地，实为保国之统一，安边之民生。”
这体现了他治理川边的战略考量。
尹昌衡的提案源于西征期间的实地考察，他目睹藏区贫困落后、土司割据、寺院势力庞大，亟需现代化改革。
他借鉴赵尔丰“改土归流”中“设立县治、统一行政管辖”的举措，同时摒弃其过度依赖武力的方式，推行“尊重藏族习俗、保护寺院财产”的怀柔政策。
在《民国川边政务档案选编》中，有关于尹昌衡提议川边特殊管辖的记载，称其方案“实为长远之计”。
1914年，北京政府设立“川边特别行政区”，其管辖范围与治理模式基本沿用尹昌衡的方案。
但是民国初年政局动荡、财政匮乏，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如1913年袁世凯派亲信试图掌控四川军政，与尹昌衡代表的革命势力产生冲突）导致提案未能及时推进。
尽管如此，尹昌衡的构想仍为1939年西康省的成立，提供了框架基础。
川边特殊管辖的构想具有战略意义：东接四川，西邻西藏，南连云南，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
尹昌衡推动汉藏融合，兴办学校，修建道路，促进经济开发，成为民国边疆政策的先驱。
五、尹昌衡的晚年生涯与历史影响
1912年西征后，尹昌衡继续执掌四川军政，废除苛捐杂税，整顿财政，召开土司会议重申中央管辖，稳定川边局势。
但民国政局动荡，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袁世凯为控制西南地方势力，以“另有任用”为由召尹昌衡至北京，初授其“陆军中将”的虚职。
1915年尹昌衡极力反对袁世凯称帝，随后被软禁，彻底脱离四川军政。
此后他辗转上海、北京，在上海期间考察当地实业，探索民族经济发展路径，但未实际投资实业项目。
1920年代，他在成都的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前身是1903年创办的四川法政学堂）从事教学工作，推广新学。
19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捐款，支持前线。
晚年的尹昌衡定居重庆，专注于整理西征史料，撰写《止园文集》，收录西征回忆录与川边治理建议书，主张“边疆治理需恩威并施、民族平等”。
1953年5月26日，尹昌衡在重庆逝世，享年69岁。
尹昌衡的历史贡献可从三个维度总结：
首先，他处决赵尔丰，震慑清廷残余势力，巩固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果。
其次，他率军西征，采取铁血与怀柔并重的策略，平定藏区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
最后，他提出川边特殊管管辖权方案，推动边疆治理近代化，为西康建省提供了实践范式。不过其治理举措受限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川边地区在其离职后再次出现动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也导致其构想未能及时实现。
尽管如此，尹昌衡以军事决断与治理智慧，为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展现了一代革命者的历史担当。
参考资料：
1、吴丰培(1984) 《赵尔丰川边奏牍》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本书详细记载了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治理活动及维护清廷统治的举措。）
2、尹昌衡(1913) 《西征纪略》 成都: 四川军政府印。（本书详细记载了尹昌衡西征平定藏区叛乱的过程及其策略，第25页记载其安民政策。）
3、尹昌衡(1940) 《止园自述》 重庆: 私立止园书屋印行。（本书记录了尹昌衡的革命经历与川边治理构想，第48页阐述其西征目的。）
观点声明：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整理，旨在还原尹昌衡处决赵尔丰、平定藏区叛乱并奠定西康建省基础的史实，文中所有观点为笔者整理分析，仅为个人观点，不构成官方意见。解读因视角不同而异，欢迎大家阅读本文后留言交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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