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康熙一朝，有五位汉臣不仅挤进了中枢或地方最高军政职位，还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得以善终。这种生前掌大权、死后获极高哀荣的结局，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极其罕见。
这五人分别是陈廷敬、于成龙、靳辅、姚启圣与施琅。他们的仕途轨迹和最终结局，构成了清初政治格局中一个特殊的样本。
陈廷敬的政治生涯长达半个世纪。顺治年间他便入仕，到了康熙朝，他成为皇帝的日讲起居注官。在此期间，辅政大臣鳌拜结党专权，朝中许多官员纷纷依附。
陈廷敬没有卷入满洲贵族的党争。鳌拜倒台后，朝堂上要求严惩鳌拜一党的声音很大。陈廷敬却主张依律审理，反对大肆株连。这种做法让他获得了康熙的初步信任。
到了康熙中叶，民间私铸劣质铜钱的情况失控。陈廷敬在担任左都御史和户部尚书期间，推行了统一全国铸币标准的政策。他下令严厉打击各地的私营铸钱作坊。
这项整顿钱法的举措，有效遏制了当时因劣币驱逐良币而引发的通货膨胀，稳固了清初的经济命脉。他还参与核查国家财政，查处了多起盐务系统的贪腐案件。
与陈廷敬的平稳升迁不同，于成龙四十多岁才出仕。他最初被派往广西罗城当知县。当地刚纳入清廷管辖，前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任时，县衙已破败不堪。
他在罗城重修县衙、建立学堂，迅速稳定了当地秩序。后来调任湖北黄州知府，遇到地方乡民起事。于成龙带少量随从进入起事者聚集地，通过承诺不予连坐，解散了人群。
调任福建按察使期间，沿海地区因海禁政策引发大量冤案，许多平民被地方驻军以通海罪名收押。于成龙调阅卷宗，逐一提审，释放了数千名面临死罪的百姓。
升任两江总督后，于成龙依然保持极其简朴的生活习惯。他在江南任上病逝时，部下清理他的遗物，发现箱子里只有几件旧衣袍和掺着糠麸的粮食。
他死后，康熙下旨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清端”。地方百姓自发为他建祠堂。于成龙以极端的廉洁做派，在清初官场中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安全屏障。
在水利建设方面，靳辅接手了当时最棘手的黄河河道总督一职。当时黄河决口倒灌洪泽湖，直接切断了南北漕运通道，严重影响朝廷粮食供给。
靳辅与水利专家陈潢合作，采用束水攻沙的方法修筑堤坝。为了彻底解决黄河水干扰漕运的问题，他主持开凿了与黄河平行的中河，把漕运船只与浑浊的黄河水分开。
治水需要巨额经费，靳辅推行了河田制。他把黄河退水后留下的滩涂开垦为农田，租给流民耕种，用收来的租金补充治河经费。这一举措在当时缓解了财政压力。
后来，靳辅因被人弹劾劳民伤财遭到罢免。接任者治水失败，导致堤坝再次出现险情。康熙南巡查明真相后，重新起复靳辅。靳辅最终在任上病故，获赠太子太保。
在东南海疆，姚启圣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他早年脾气刚烈，仕途多次受挫。直到年过半百被任命为福建总督，全面负责平定海疆的战略布局。
姚启圣在福建设立修来馆，用重金和官职策反台湾郑氏政权的人员。他在战前成功招降了大量兵将和战船，大幅削弱了对手的军事力量。
为了筹集造船和发军饷的费用，姚启圣自己变卖田产，甚至向富商借贷巨款。他还在特定港口向商船征收税款，以此绕过户部的繁琐拨款程序，保证了水师的后勤供应。
澎湖海战结束后不久，他在军营中背疽发作病逝。他死后，户部要求他的后人偿还当年为筹军饷欠下的巨额债务。康熙出面干预，下旨免除了这笔欠款，保住了姚家的家产。
施琅是统一海疆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他早年曾在郑氏政权效力，归顺清廷后在京城被闲置了十几年。直到姚启圣大力举荐，他才出任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领水师在澎湖海域击败了郑氏水军主力。登岛后，面对曾经下令处死他亲生父兄的郑氏家族，施琅公开表示放弃报复。
他前往郑成功庙祭拜，肯定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功绩，表明自己出兵只为国家统一。这种做法迅速瓦解了岛内的抵抗情绪，促成了郑氏政权的投降。
战后，施琅建议在台湾驻军并设立府县，被清廷采纳。他留任福建多年，七十六岁病逝，被追赠太子太傅，赐谥号“襄庄”。
这五人在满洲贵族主导的清初官场，都做到了汉臣所能达到的职位顶点，也都得到了极高的哀荣。他们留下的治水方略、领土版图和典籍，成为了明确的历史事实。
但在这些明面上的功业背后，具体的历史细节依然留有疑问。就拿施琅来说，当他跨海登岛，面对曾经下令处决他父兄的郑氏家族时，他公开宣布放弃追究血海深仇。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将领面对杀父仇人，真的能做到毫不清算吗？他当时做出这个不杀的决定，到底是在顾虑朝廷对武将的猜忌，还是在担忧稍有动作就会被政敌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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