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山路上已经晃动着一个人影。七十岁的守仁娘挎着竹篮,一双三寸金牙在碎石路上蹒跚而行。篮子里是把钝镰刀,她要赶在日头毒辣前割够兔草。
“守仁娘,又上山啊?”挑水的汉子招呼道。 “哎,兔子等着吃呢。”她应着,脚步不停。
这是1982年的沂蒙山村。守仁娘的丈夫去世那年,她才十九岁,怀里抱着未满月的儿子。本家的叔伯们聚在一起抽烟,说:“这么年轻,守不住的。”她听见了,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了地。
四十年过去了。
山上的草长得旺,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她坐下来揉揉那双变了形的小脚。每根脚趾都扭曲着蜷向脚心,像枯树的根瘤。这双脚曾经被五尺白布紧紧缠绕,母亲一边缠一边哭:“闺女,疼也得忍,不然嫁不出去啊。”
现在她反而感激这双小脚——要不是走得慢,怎么看得清草里的药材?她认得柴胡、地黄,这些都能换钱。守仁的学费就是这样一分一分攒出来的。
日头升高时,篮子满了。她试着起身,膝盖一阵刺痛。老了,真是老了。她拄着镰刀慢慢往山下挪,篮子勒得肩膀生疼。
“奶奶!”
山脚下跑来一个少年,是她孙子小川。孩子接过篮子,另一只手搀住她。
“你爸又让你来接我?” “嗯,爸说您该享福了,别总上山。” “享福?”她笑了,“你爸就是我的福。”
这话不假。守仁考上师范那年,全村都来贺喜。她坐在堂屋正中,看着儿子恭恭敬敬给她磕头,眼泪滴在崭新的青砖地上。那是她哭得最痛快的一次。
晚饭后,小川在写作业,守仁娘拿出个铁盒子。 “奶奶,这是什么?” “宝贝。”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双小小的绣花鞋,已经泛黄,“这是我出嫁时穿的。”
小川好奇地比划着:“这么小?” “那会儿时兴小脚。”她脱掉布鞋,露出那双畸形的脚,“疼啊,夜里睡不着觉。你太姥姥心疼,偷偷给我松绑,被你太姥爷发现,挨了好一顿骂。”
“为什么非要裹脚呢?” “傻孩子,那会儿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她望着窗外暮色中的山峦,“就像你妈,要是我不逼着她去医院,她可能也会难产没命。时代不一样了。”
小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守仁娘摩挲着绣花鞋上的鸳鸯,忽然说:“你知道奶奶为什么能把你爸养大吗?” “因为奶奶能干。” “是因为这双脚。”她笑了,“走得慢,才能看清路。一步一步,再难的路也能走完。”
夜里下起雨来。守仁娘躺在床上,听着雨打窗棂。她想起那些独自带孩子的年月——夜里孩子发烧,她抱着走十里山路找郎中;荒年没吃的,她挖野菜自己饿着,先把儿子喂饱;有人来说媒,她总是摇头:“守仁还小。”
雨声中,她仿佛又听见了那个十九岁寡妇的哭声,那么遥远,又那么清晰。
第二天雨停了,她照旧早起。守仁拦她:“娘,今天别上山了。” “就得雨后才有好药材呢。”她执意要去。
山路泥泞,她走得更慢了。在一处陡坡前,她脚下一滑,连忙抓住旁边的树桩。站稳后,她忽然笑出声来——四十年前,她也在这摔过一跤,那时守仁还在背上哭着。
她终于爬到常去的山坡,柴胡果然冒了新芽。她小心地采着,阳光照在白发上,闪着银光。
下山时,她看见孙子正往上爬。 “奶奶!我爸让我来接您。” “好,好。”她把药篮递给孙子,祖孙俩慢慢往下走。
走到半山腰,她停下来回望。山路蜿蜒,像条带子系在山间。她忽然说:“小川,奶奶这辈子没出过这座山。” “等我长大了,带您去北京看天安门。” 她笑了:“好啊,奶奶等着。”
快到山脚时,她轻声说:“其实奶奶最远走到过镇上,送你爸去考学。那会儿觉得镇上好大,楼好高。”她顿了顿,“可现在想想,再大的地方,也不如这山里踏实。”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看见她下来,有人打招呼:“守仁娘,又采药去了?” “哎,采点柴胡。”她应着,并不停留。
快到家门时,她看见儿子站在门口张望。四十岁的守仁已经当了校长,可在她眼里还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孩子。
“娘,饭做好了。”守仁接过药篮。 她点点头,迈进门槛时忽然说:“明天还得上山,黄芩该长了。”
守仁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应了声:“哎,我让小川去接您。”
夕阳西下,她坐在院子里挑拣药材。小脚在板凳下轻轻晃着,那双走过无数山路的脚,此刻沐在金光里,像两枚成熟的坚果,外壳粗糙,内核坚实。
山风拂过,带来远方的气息。她抬头望了望层层叠叠的山峦,目光沉静而悠远。
这里的每一条路,她都用自己的尺度丈量过。每一步,都走得慢,走得稳,走得无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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