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8月29-31日在沈阳成功召开。8月29日下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承办的“求是理论论坛”顺利举行。论坛依托2024年“求是理论论坛”入选论文的精彩分享和点评,与在场学者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理论”与“规划理论”。

本文字数:485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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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9日下午,“求是理论论坛”在沈阳顺利召开。论坛创办于2004年,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荣誉理事、加籍华裔学者梁鹤年教授倡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与《城市规划》杂志社共同承办,每两年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期间举办,旨在为建设中国特色城市理论与城市规划理论提供平台,推动学术理论研究和交流。第十一届“求是理论论坛”征文围绕“城市理论”与“规划理论”两个目标进行,经评委会选出专业组和学生组各3篇论文。

主持人:江泓

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秘书长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江泓首先介绍了第十一届求是理论论坛征文的投稿与评审情况,并对参与评审的专家和所有投稿者表示感谢,对入选者表示祝贺。董卫(学会理事、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松(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赵志庆(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代表学会为入选者颁发了证书。

专业组入选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刘迪、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梁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佳燕,以及学生组入选者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黄世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肖劲松、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崔澳,依次宣讲了入选论文。

随后,董卫张松赵志庆江泓李浩(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郭璐(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雅娟(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和周恺(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青年委员、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入选者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

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 形制束与规范变迁——基于《考工记》后17个古代都城的实证

刘迪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迪针对《考工记》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实践之间的差异,提出“形制束”概念。他通过构建本地知识库,利用大模型分析17个古代都城案例,提出三种平行作用的形制束:自然形制、人文形制和功能形制。研究发现这三种形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波动性变迁、交替主导的都城形态演变机制。

研究结合文献史料、城址复原与用地数据,从文、图、数多维度验证了都城中居住、官署、军事等功能结构的历时性变化,反映出王朝盛衰、自然地理条件及社会信仰对都城形态的深远影响,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研究提供了新的整体性解析框架。

点评

郭璐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郭璐首先对刘迪规划师的研究表达了高度赞赏,认为其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都城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她特别肯定了该研究从实践问题出发,通过构建融合古今文献的数据库进行计算、推演与实证分析的研究路径,体现了新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随后,她提出了几点深入的质疑与思考:一是认为研究所归纳的三种形制虽源自大数据分析,但更接近对既有学术观点的提炼,期待更具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二是强调应回归对《考工记》本身语境与体系的重新审视,不能局限于“匠人营国”一章,而应结合《周礼》《管子》等文献进行整体理解;三是指出都城的范围不应限于城墙之内,如汉长安城外也存在大量聚落,提醒研究者反思习以为常的空间界定方式

董卫

学会理事、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主任委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董卫则进一步补充,强调应从动态演变和多背景视角理解都城变迁,如一个朝代内部都城的规划也可能发生显著转变,需将具体历史背景纳入考量以深化对都城演化动因的理解。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效率陷阱”与脱困之道——基于成本-收益的解释框架

梁晨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梁晨指出,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虽取得了显著成就,却也面临资源配置失衡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尤其在城市边缘区表现为“效率陷阱”——即城市化并未有效推动经济实质增长与居民福利提升。

边缘区因土地资源丰富但开发资本稀缺、城乡用地冲突及空间机制复杂,导致外延扩张与内生发展均难以持续,陷入停滞与衰退。该现象的形成原因包括过度供地削弱规模效应、资本密度被稀释、技术洼地限制生产提升,并伴随债务累积、治理成本高企与生态隐形成本上升。为脱离“效率陷阱”,应挖掘边缘区生态与区位新优势,通过网络化空间联系促进资源再集聚,并探索政府、市场与集体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以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点评

周恺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青年委员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周恺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研究为理解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清晰的经济学解释框架,对其投资效益低下和发展停滞现象作出了有力阐释,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两点深入思考:一是若从政策层面设定城市增长边界,限制边缘区持续外拓,这一模型应如何进一步解释此类约束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投资行为和效率变化二是指出在信息化、远程办公及郊区化日益普遍的背景下,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区位理论正发生深刻演变,而该研究中对新区位成本关系的探讨,有助于重新理解边缘区在某些维度上反而可能具备的新优势与发展潜力。

张松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松肯定了文章在理论建构上的价值,尤其认可其从土地经济学视角对开发效益进行的分析。他强调理论构建需结合实证检验,建议通过具体案例或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从而判断理论与实际的吻合程度或差异所在,这是提升研究严谨性的关键。此外,他还鼓励研究者构建自有模型或图像体系,以增强理论输出的独立性和说服力

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传统邻里营建与治理的智慧及当代启示

刘佳燕

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专委会秘书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刘佳燕在报告中探讨了如何从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智慧中汲取经验,以应对当前社区规划与治理中面临的整合性挑战。

她指出,传统社会通过“双轨政治”和“地血交融、双元共治”实现了国家权力与基层自治的平衡,依托地缘性的乡里制度和血缘性的宗族体系共同维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她强调,传统邻里单元不仅基于人户编制与土地制度灵活互动,更依托儒表法里的价值体系和非正式制度渗透日常生活,形成广泛认同与行动共识

最后,她提出现代社区建设应重新思考单元规模、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以及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化机制,倡导在地域认同、生活共融与治理效能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邻里共同体。

点评

李浩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李浩对报告表达了高度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一是关注非都城类城市中的社区与组织形态,探究其在共同体建构上是否具有区别于都城的独特机制;二是希望了解不同朝代、地域及文化背景下社会共同体表现出的差异性,从而更加全面把握传统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与动态演变。

王雅娟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王雅娟充分肯定了刘佳燕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研究取向,认为其研究跳出单纯史实考证,真正实现了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她也指出:在中国古代城乡差异显著的背景下,乡村与城市在社区治理上是否存在本质区别,尤其是坊里制度是否具备足够精细的民间管理结构,以及城乡治理体系究竟有何异同,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空心村”治理的困境、构想与模式研究——基于优化的集体行动理论

黄世臻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世臻以湖南“空心村”治理为案例,探讨了宅基地与房屋产权分离导致的资源闲置与集体行动困境。研究指出,传统方法如鼓励退出或集体土地入市效果有限,常面临信息不对称、市场不透明及社会信任缺失等问题。

当地乡政府通过创新机制突破困境:在权属上实行“占有与使用分离”,由村民作为产权主体申请修缮,外来者以长租方式使用;同时建立多元激励与约束体系,如租期保障、收益分成及规划引导,并借助基层党组织嵌入与社区网络构建,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形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可持续治理模式,为乡村振兴中的集体行动与资源活化提供了新路径。

点评

周恺充分肯定了该案例研究的价值,认为其清晰系统地呈现了“空心村”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并借助集体行动理论对“反公地悲剧”作出了有力解释,为规划师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资源僵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他也进一步指出,该模式中部分做法存在与现行制度不完全契合的“非正式化”特征,其可持续性与推广潜力仍存疑问——正是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而使其契合后现代主义规划理论所强调的偶然性、过渡性与情境特定性。这种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由多方协商形成的临时平衡,虽可能难以长期维持或复制,却为理解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灵活性与实践智慧提供了深刻启示。

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学理问题思考——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

肖劲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肖劲松从学理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探讨了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核心问题,并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提出制度优化路径。他指出,当前管制制度在城市开发边界内外、国有与集体土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产权结构、权益限制及传导机制方面缺乏系统设计。通过引入土地发展权理论,他强调用途管制本质是国家以公权力限制土地所有者原有权益,并以“发展权归国家、剩余权归所有者”为基础构建表里合一的管制逻辑

针对现实困境,如多层分区传导失效、城乡土地混合使用困难及集体土地权益失衡等,他提出应明确不同产权背景下发展权的限制程度与补偿机制,建立尊重产权特征、注重功能传导、允许弹性反馈的精细化管制体系,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与产权保护的有效平衡。

郭璐充分肯定了研究的价值,认为该论文以宏大命题为起点,却能够结合规划院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实证经验,做到了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实务支撑的有机结合。她进一步提出,该研究的核心并非纯粹的学理探讨,而是侧重于从学理层面分析现实困境并提出制度优化策略,具有较强的对策导向。

张松同样认可统一国土空间管制制度研究的现实意义,但也指出需进一步厘清制度与实务的层次关系,尤其在产权认定、全域全要素覆盖及与国家战略和政策法规的衔接上应更审慎。他强调应深入理解国家层面的控制指标及其战略意图;同时建议自上而下厘清框架,明确哪些属国家强制管控、哪些可弹性适应市场与社会需求,并充分考虑不同部门法规的约束,从而在尊重现有制度逻辑的基础上增强研究的系统性与可行性。

“人-媒介-城市”:数字媒介视域下新晋网红城市现象级“出圈”的演进逻辑与发展研究

崔澳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崔澳从数字媒介视角研究了新晋网红城市的“出圈”机制,提出“人-媒介-城市”互动模型,认为网红城市的形成经历了事件引爆、媒介扩散与线下体验三阶段的动态过程。数字媒介通过多感官融合、虚实互动和即时传播显著重塑城市形象与空间感知,并带动短期流量与实体消费;但其热度往往呈事件驱动型波动。研究进一步指出,城市需通过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将短暂关注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资源,从而在数字时代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转变,为城市更新与高质量人居提供新路径。

点评

李浩肯定了论文选题的前沿性与方法创新性,指出其聚焦网红城市并以大数据支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他提出三点深化建议:一是将网络热度数据与城市规划方案进行空间关联分析,既检验现有规划如何促进网红现象产生,又反思其在基础设施与商业布局上的不足;二是关注网红热度消退后城市如何借助该契机推动产业拓展与空间优化,为政府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转型策略;三是提出“网红遗产”这一新概念,思考短期打卡行为是否可能形成新的文化遗产,为城市研究开辟新议题。

王雅娟同样赞赏该研究对新现象、新方法的探索,建议进一步突出比较视角与分类研究。她强调应开展多案例比较,分析不同网红城市的发展路径与可持续性差异,辨别哪些是昙花一现、哪些能实现“长红”,从而为城市政府提供更具借鉴意义的分类引导策略。此外,她指出需从更批判的视角看待网红现象,剖析其背后的机制与影响,从而在学术与实践层面贡献更深入、系统的解释框架。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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