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27日，北京305医院深夜］ “警卫说，总理要马上见我们。”唐闻生在走廊里对王海荣小声嘟囔，脚步却不由自主加快。漆黑的窗外飘起雪花，两人心跳得像鼓点，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胸口翻滚。
病房灯光昏黄，周恩来连抬手都显得吃力，仍坚持微笑示意她们坐近些。距第一次确诊膀胱癌已整整三年，五次手术、十余次化疗把他的体重压到不到六十斤。医护人员用三根导管维系生命，他却更关心政治体温。“毛主席说过——江青有野心。”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你们俩都在场，要记住这句话，也要记住你们是见证人。”这十二个字击得二人心里发冷，连应声都哽在喉咙。
三年前的1972年春，医生在复查中发现可疑阴影。按常理，政务应交接、病人应休养，他偏偏选择了相反方向。外交场合要出席，朝内大局要维护，对江青、王洪文那股子“组阁”劲头，更得寸土不让。那年，他把办公室搬进医院，文件堆得像小山；每批公文先用毛笔划线，再口授修改，秘书们暗暗称之为“病榻指挥”。
1974年下半年，江青一伙频频鼓噪“反对经验主义”，矛头直指邓小平。几封匿名信、数场喧嚣会，把国务院开得像批斗场。周恩来顶着39℃高烧，硬是在病榻上连写三份报告送到长沙。文件行文不长，却精准勾勒领导班子方案：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非邓小平莫属；教育口坚决不能让给“造反派”；文化体育可让出部分名额，以免对方借口搅局。这份材料后世称为“长沙方案”。
1974年12月26日，他拄着拐杖从医院直飞长沙。途中两次隐血，医生几乎下跪求他掉头，他挥手拒绝：“还能撑得住。”长沙橘子洲冬风刺骨，毛泽东见他脸色蜡黄，眼圈瞬间红了：“身体要紧，工作让小平去顶。”随即掉头痛斥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又补一句：“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清楚没有？”场面一度沉默，周恩来却心里踏实——最高领袖给了最明确的定位。
半年后，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万众瞩目中召开。江青想把乔冠华、迟群推上台，结果只得到几个不痛不痒的委员名额；邓小平正式当选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那天晚上，周恩来在医院收看闭路电视，笑得像松了绑。护士回忆：“他轻轻拍了拍床沿，什么都没说，眼里却有光。”
好景短暂。1975年秋，江青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折腾，指名要查“长沙方案”背后“复辟”线索。周恩来已无法坐起，每日靠吗啡缓痛，可政治触觉丝毫未钝。他让人把中南海来往文件全部搬进病房，自己看一遍，重要批示仍用毛笔写。邓小平一周来两次，连护士都记得他们握手时的默契。周恩来常说：“我能拖一天，就给党省下麻烦一天。”
12月27日深夜的那通电话，是他最后一次系统交代。王海荣、唐闻生刚坐下，他便直入主题，没有寒暄。句子不多，却排好次序：第一，务必把毛主席“江青有野心”原话记录在案；第二，如有必要，对外可作证；第三，个人恩怨放一旁，一切以国家安危为重。说完，他长出一口气，似乎把压在心头的巨石挪开。护士扶他躺平，他抬手摆摆，示意不用再说。
进入1976年元旦，他的体温断断续续飙到40℃，肾脏功能一天不如一天。医疗组建议追加强心剂，他摆手：“别枉费药。”1月4日，邓颖超遵照丈夫心愿，拨通总政歌舞团电话，借来《长征组歌》录像。放映时，他微闭双眼，手指在被褥上轻轻打着节拍，像是回到雪山草地。护士说，那一刻他表情平静，疼痛似乎消失。
1月8日清晨，监护仪骤然拉长长音，医生做了三分钟心外按压，仍回天乏术。消息通过专线送往中南海，毛泽东久久未语，只写下两个字：“痛悼”。不到十小时，130多个国家的悼电塞满电传。两天后，骨灰被撒向黄河入海口，遵其遗愿，不留墓、不立碑。
社会哀痛之余，暗流未停。粉碎“四人帮”要再等九个月，但那道口子早已被他撕开。知情者回忆，一旦出现关键争论，总有人抛出那句“江青有野心，毛主席讲过”来压阵。王海荣、唐闻生成了“不可替代的听证人”，正是周恩来当夜的安排。
多年后，王海荣在家中谈起那场深夜召见，语气仍沉：“总理把自己命都快烧干了，还想着让历史有凭有据。”她顿了顿，轻声补上一句，“当时我以为那是嘱托，其实更像一道保险——不让国家再被私心裹挟。”
他走得安静，却在关键处留下一枚锚点。临终十二字，既是警钟，也是界碑。江山无言，但人心有目；风浪再急，也难撼动已被钢钉锁住的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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