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海上风大，小杜别被吹跑了！”——1984年9月，青岛某军港码头，许世友一边和身旁的杜义德打趣，一边望着不远处那个皮肤黝黑、身板挺拔的海军中尉。那人正快步迎上来，他就是杜义德的长子杜军。
两个老将军此行是来检阅北海舰队新装备的。刚踏上码头，参谋长介绍说：“这是本舰的航海长，负责向首长汇报导弹护卫舰的最新改装。”杜义德没吭声，只冲儿子点点头；许世友笑得爽朗：“小伙子精气神不错，是营职干部了吧？”
码头起风，军旗猎猎，杜军立正报告舰载搜索雷达的技术性能。同行的干部暗暗称奇——这名业务尖子，竟是杜政委的儿子，平日却从未听他提起过家庭背景。
故事得从三十年前说起。建国初期，杜义德在北京军区任职，家中七个孩子，高度军事化管理：清晨号角声从老式闹钟里钻出来，兄弟姊妹列队做早操；餐桌旁，饭粒掉地，父亲只抬眼吐出两个字：“捡起。”那不是摆架子，而是从战火里抽出的习惯。杜军后来回忆，“我们家连呼吸都像在点名。”耳边常听石光荣式的豪言，却比电视里更严苛，没有彩排和笑料。
1969年，高中毕业的杜军决心参军。亲友想帮他进机关，他摆手谢绝：“先去甲板晒一晒。”父亲同意，还补上一句：“谁求情，我翻脸。”于是杜军被分到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身份——新兵。下连那天，母亲齐静轩偷偷塞来五块钱，他摸着薄薄的纸币，红了眼眶，那是父母给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零花钱。
甲板上盐雾刺肤，浪花拍面，别人抱怨，杜军却享受——毕竟小时候练过“站如一棵松”。冬夜值更，体温透过钢甲被海风抽走，仍不改直立姿态。第三年，他已坐进驾驶室，成了全舰最年轻的航海长。一次抢修演练，他和战友抢起沉重的木梁，结果梁头脱落，当场击碎几颗门牙，额头缝了十几针。舰医给基地打电话报伤员信息，接线员听见“杜政委之子”四个字，一时语塞。高干病房安排好了，杜军却坚持留在普通舱，“我就是大头兵。”
伤情上报北京，司令部考虑处分舰领导。杜义德当天夜里赶来，撂下一句：“谁也别乱扣帽子，他跌跤不能怪地面。”老政委铁面如旧，连许世友都说：“这老杜，比战场还硬。”
同一时期，二弟杜伟在空军服役。小伙子想着“真刀真枪”，央求父亲转去陆军前线。杜义德破天荒批了条子，杜伟遂奔云南老山。猫耳洞的夏天又闷又潮，真菌感染发烧、溃疡齐上阵。战友回忆，杜伟靠在湿漉漉的工事里低声咬牙：“咱姓杜的，不掉队。”四个月后，全排只他没提出轮换。
兄弟俩的表现让老父亲暗自欣慰，却从不增加优惠。甚至在1980年海军内部高考中，杜军考出华北区第一，调司令部的机会送到面前，杜义德反问：“司令部不缺人，基层却缺懂业务的，你选哪个？”杜军笑，回答：“还是甲板。”
回到码头的那一天，许世友状态不佳，咳嗽不止，但仍拉着杜军多问几句。杜军把主炮射控系统、俄式柴油机改进方案一一道来，语速不快，逻辑清晰。许世友转头对老友说：“后生可畏啊，当年你三十岁就带军，现在轮到娃娃们发光。”杜义德也难得和颜悦色：“他们起点高，但规矩得跟咱一样。”
没过多久，许世友病重逝世。噩耗传来，杜军正在外训场做惯例操科。全舰熄灯默哀，他默默立正，能听见海水拍击舰壳的哀鸣。
1986年，海军派业务标兵赴京学习外语准备出国深造，名单里原有杜军。最终，指标落到另一位后勤技术骨干名下。杜军窝火，跑去找父亲：“亮个底，要么公开成绩，要么我退役，要么您走关系。”话说出口，他心里发虚，却也不愿低头。杜义德面沉如水：“我能给的，就是一样——公平。其余没有。”
再闹下去已无意义。次年，杜军提交转业报告，并被地方大型国企接收。脱下海魂衫，他把全套军装收进木箱，连同那顶没有晋升的军帽。做财务、跑审计、再到自费读研，日子忙得脚不沾地。朋友问他是否后悔离军，他笑得爽朗：“海风刮过的人，走到哪儿都不会怕。”
2003年秋，杜义德九十大寿。儿女齐聚北京小院，杜军把自酿葡萄酒倒进搪瓷杯，敬父亲：“您一直说家规第一，我今天干了这杯，敬这四个字。”老人抬眼看众子女，脸上难得浮现暖意，只说了两个“好”字，却把杯子里的酒一滴不剩喝干。
六年后，老将军驾鹤西去。料理后事的那几天，杜军翻出故纸，看见父亲在自己入伍时写的备注：“此子胆大、嘴严，可任远海值更。”短短十字，墨迹早已发黄。杜军合上档案，轻轻叹气：原则，原来可以写进骨头里。如今他已不再奔波甲板，却始终保持当年站岗的姿势——挺胸、收腹、目视前方——哪怕面前只是都市车流，而非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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