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在拘留决定书中认定，2025年9月8日至10日，吴云鹏冒充涉黑案件主犯王颖超亲属旁听庭审，后通过微信公众号“旁听士”发布多篇被指为“谣言”的文章，包括“郑州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因程序严重违法被迫休庭”等内容，两篇阅读量分别为1286和672次。公安机关认定其行为属“情节一般”，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吴云鹏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注：这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郑公管（北）行罚决字（2025）924号）的部分截图。

法律人吴云鹏因发表质疑郑州公安机关办案的文章，被郑州公安机关以“编造谣言扰乱秩序”为由拘留。这一看似依法办理的案件，却在程序层面暴露出重大缺陷，直指程序正义的核心原则——“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共同构成法治的基本框架，要求裁判者必须中立、无利害关联。然而在本案中，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既是被批评的对象，又成为处罚的决定者，这种角色重叠构成严重的程序瑕疵，不仅影响个案公正，更侵蚀公众对执法公正的信任。

一、角色重叠：程序正义的先天缺陷

本案逻辑清晰却令人忧虑：吴云鹏文章直接批评公安机关办案行为；立案并作出处罚的，恰恰是被批评的当地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成为评价自身被批评言论的“法官”，其与案件结果存在明显利益关联。即便执法人员主观上保持专业，处罚决定的公正性仍将遭受合理质疑——程序正义不仅要求结果正确，更须以“看得见的公正”实现。一旦裁判者与自身利益绑定，“公正”的底色便已失真。

二、程序瑕疵为何不容忽视？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吴云鹏行为确实违法，由涉事机关处理亦无不可。这种看法混淆了程序与实体的关系，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约束权力，防止公权力因偏见或报复而侵害个体权利。

尤其在“言论自由”与“扰乱秩序”界限模糊的领域，更需中立机关审慎裁量。而当机关成为自身案件的裁判者，其缺乏为相对人权利辩护的动力，更易倾向维护自身权威。

即便吴云鹏言论确有不妥，一个中立的执法者或更倾向于选择警告、罚款等较轻处罚，而非直接动用拘留——这种角色冲突直接违背了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

三、司法救济渠道中的“二次自我审判”

程序瑕疵的影响并未止于行政处罚，更延伸至司法救济环节。根据管辖规则，吴云鹏若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应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而该法院正是此前以吴云鹏“冒充家属旁听”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单位，同样被列为“被诽谤对象”。

这形成了新一轮角色冲突：原报案单位、所谓“受害机关”，成为审理案件合法性的裁判者。尽管《行政诉讼法》设有回避与移送管辖机制，但实践中启动困难，使得本应独立的司法救济也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超越个案：守护程序的纯粹

“吴云鹏案”以尖锐的方式揭示出执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程序痼疾。此案意义已远超“是否构成谣言”的实体争议，而是再次提醒我们：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不可妥协的前提。

要走出“受害者”与“裁判官”的角色困局，必须在制度层面确立更高标准的程序规范：凡涉及机关声誉或利益的案件，应一律由上级或异地机关调查处理，从制度上保障裁判者的中立性。

唯有将权力切实关进程序的笼子，在每一个环节中尊重权利、恪守正义，法治才能真正被信仰，公权力才能真正赢得公信。否则，今日的程序失守，必将成为明日法治根基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