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扬应该是上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一个曾经是“旗帜”，一个是“旗手”。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左翼知识分子风貌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非常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周扬原名运宜，字起应，1907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1926年，周扬离开家乡到达上海，在上海国民大学、大夏大学学习。

周扬当时也读过鲁迅作品但所受影响不大，否则可能就不会有周扬和鲁迅之后的矛盾。而他当时受郭沫若影响颇大，周扬后来回忆道：“我受了影响，开始看鲁迅、郭沫若和汪静之的作品，郭沫若的诗和散文给了我很大影响。”

1930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周扬参加左联，他能力很强、干劲十足，很快在左联扎根立足。

1933年5月，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5年升任文委书记，开始领导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而左联“盟主”本来是鲁迅，于是不可避免地周扬和鲁迅有了联系。

1932年11月，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邱九如以“芸生”为笔名创作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大骂“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在诗中，作者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吓、粗俗的语言，如“×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

鲁迅看到后，认为语言太过低俗，随即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信的形式，写出著名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一文。该文章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似的……”

周扬的时任领导冯雪峰看到《汉奸的供状》一文后，也认为不妥，要求周扬在下一期的《文学月报》上公开自我批评，不再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异议者。周扬没有照办，只是将鲁迅的文章发表在了《文学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里。

周扬似乎向鲁迅低了头，可次年2月3日左联的刊物《现代文化》出现了公开反驳鲁迅的文章，即《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

鲁迅写信质问，但没有收到明确回复。由此，鲁迅开始了对周扬的怀疑与不满，周扬成为鲁迅晚年最主要的论敌。

当时周扬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颇有手腕，内部统一思想、广泛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孤立对手，很快团结了一大批支持者，并将不同意见者驱逐。

如胡风原来是左联宣传部部长，与周扬关系不错，但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借穆木天被捕获释后报告说胡风是“内奸”之机，周扬让亲信任白戈取而代之。另外，周扬“带了太厚重的面具”，他的老对头丁玲也说过，周扬长了一幅做报告的脸。

对于这样的周扬，性格直爽朴实的鲁迅自然不喜欢。而周扬当时年轻气盛，迷信苏俄理论，不太尊重鲁迅，不太去向鲁迅汇报工作，甚至后期连左联内部刊物《文学与生活》都不寄给鲁迅，两人矛盾逐渐激化。

鲁迅后来找到这期刊物，发现其内容是1934年左联的工作总结报告，其中对左联工作缺点提得非常尖锐。

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对此却一无所知，他自然恼火而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

对周扬的不满，在鲁迅私人通信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如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

对于周扬，鲁迅主要不满他的霸道专横、热衷权力、官僚主义，“用手段”、“靠计策”、“玩花样”。

他认为周扬乃是一个玩弄权术、气量狭窄的白衣秀士王伦式人物，将周扬一伙形象地比喻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自己不做事还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对于不听指挥者动辄以“实际解决”相威胁。

如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致胡风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绳索，由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过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如鲁迅1936年在致时玳的信中说道：“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

此外，鲁迅也不满周扬领导下左联的激进、关门、宗派。左联本是文学组织，后来却成了“第二个党”，动辄上街游行示威、发传单、呼口号，创作上也简单化、教条化，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独尊，排斥、否定其他文学。

鲁迅对人曾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

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不满明显体现在“四条汉子”说法的提出。鲁迅在万字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及他和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的一次见面：“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鲁迅对周扬“四条汉子”的不喜非一日之寒，缘于鲁迅对周扬等人专权左联日积月累的不满。

“四条汉子”的提法是鲁迅不满的总爆发，“四条汉子”提法就此出炉而流传甚广，后来甚至成为“四人帮”整“四条汉子”的鞭子。

“两个口号”之争是鲁迅与周扬矛盾的又一次爆发。随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直接批评周扬道：“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抱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周扬的字）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

这文章最一句话则是“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这话自然也是指向周扬。

不过，鲁迅对周扬也并未完全绝望，紧接着他写道：“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鲁迅长期以来是左翼文坛的“盟主”、“旗帜”，而周扬则长期是左翼文坛的实际领袖、“执旗手”。这种奇妙关系导致了两人之间的恩怨，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也极大影响了左翼文化乃至整个上世纪中国的发展。

（本文摘自拙作《鲁迅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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