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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我是胖胖。

昨天文章发完,有朋友发来一私信,说胖胖写的内容老是和主流观念相悖。

这其实很正常。

写文章,本来就有多种观点,多重选择:

可以迎合基本面,也可以不迎合基本面。

前者,网上谓之“叼盘”“歌德”……

当然,现实的吊诡之处也在于,它往往不奖励真实,只奖励迎合。

但问题是,迎合久了,话语空间就会僵化,社会对不同声音的耐受度也会逐渐消失。

到最后,留下的就不是百家争鸣,而是千篇一律。

聊聊这两天的新闻。

近段时间正值开学季,“标准化”的话题又成了大众热议的话题。

其实,央媒早在9月12日站出来,点明了一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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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胖看到这篇报道时,特意写了篇文章表达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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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开放、包容的声音,在当下显得格外珍贵。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声音固然包容,但在具体的校园管理,执行中,个体真的能摆脱机械化、标准化的安排吗?

很难。

9月17日,上游新闻有一则报道:

福建三明一中的学生爆料称,学校出台新规,要求女生留标准短发,而且后脑勺必须是斜面,不能遮耳。

说直白点,就是强制要求学生理一个类似“朵拉头”的发型。

消息一出,学生吐槽声不断:

“一定要留这么丑的短发吗?”

甚至网上有毕业生回忆,学校此举可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延续了二十多年的所谓“传统”。

校方也很快回应了。

相关负责人承认,网传的示范图确实属实,但那是2014年的版本;现在其实没那么死板,齐耳短发或者孙颖莎同款都行,只要“过关”。

不过,“过关”的标准最终还是由班主任来判断。

换句话说,胖胖能不能这么理解?

学生的发型自由,并没有真正交到学生手里,而是卡在了老师手里的“审批权”。

这事有意思的是,这事其实在网上,家长们的意见也不一:

有人表示支持学校“整齐划一”的做法,觉得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

也有家长在评论区直言反对:“难道剪了这样的头发就能考高分吗?孩子因为怕剪头发大哭,这种教育方式只会带来逆反。”

教育局也介入了,表示确实收到了反馈,并建议学校可以适度调整,别搞得太苛刻

校方随后回应,会收集意见,研究更合适的方案。

胖胖有几点疑问:

为什么一个学生的头发,非得要精确到“斜面”“不过眉”“必须遮不住耳朵”的程度?

这种控制欲,折射出的,恐怕已经不是“整洁”的追求,而是把学生当成模具上流水线的产品。

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但,谁来规定学生该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定义者,那谁又是定义者?

为什么“学生的样子”只能是短发,不能是其他模样?

难道留长发会影响学习成绩?

教育的意义,是要培养出多样且个性的个体,抑或是服从性测试通过的机器?

如果连最基本的外貌选择权都被剥夺,那所谓“个性发展”不过是一句空话。

像校方在回应中提到的,要求“斜面短发”并不是强制,而是一个“保险的参考标准”。

可一旦“参考”落到实际操作层面,会不会又变成了“一刀切”?

学生要么剪到“过关”,要么“二次返工”。

于是,本来可以多元的东西,被人为压缩成了单一的模样。

这背后,在胖胖看来,其实暴露出一个普遍的教育逻辑:

把管理当作教育,把一致、服从当作秩序。

这明摆着已经能窥见教育其本相的匮乏甚或畸形。

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气质、个性、创造力,往往就是在一点点差异里长出来的。

如果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同一标准修剪,那长出来的,只能是整齐划一的草坪,而不是各自生长的森林。

这在胖胖看来是一种悲哀:

当我们把教育的目标简化为“像模像样”,最终得到的,往往只会是“一模一样”。

这事吧,是琐事一件,但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社会缩影:

它考验着我们如何看待“规则”与“自由”的关系。

规则本该服务于人,而不是人去服务规则。

如果规则已经到了不容置疑、不容商榷的地步,那它就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拥有自信的教育体系,其实不怕学生有个性,不怕有人“不一样”。

反而是当教育缺乏自信的时候,才会通过各种机械化的标准来管控、掌控。

是不是这个理?

说白了,这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一方面,我们得追问,是怎样的教育逻辑导致了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寄希望于现状自己改变,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根源没搞清,改变就会流于表面。

而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所谓的调整,终究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至于未来的方向,央媒已经表态,胖胖把这件事拎出来细谈,真不是因为发型真的那么重要,而是因为我们社会在“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拉锯上,总是倾向于选择前者。

可一个社会如果连学生留什么发型都要替他们决定,那还能指望他们将来学会独立思考吗?

写到这,我想我也该闭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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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位作家写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那些创造了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先民,那些倡导了言志、载道、怨讽、伐罪的远祖,当他们高贵的灵魂穿越历史,俯瞰我们这一时代之时,该是怎样的含血喷天。”

或许,字斟酌句地去表达,已经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奢侈。

但是,没有文字的追诉,公平与公义不仅无从实现,还会给一些人继续施与侥幸:

侥幸他们永远不被质问,侥幸他们的决定总能压过个体的声音,侥幸沉默会成为默认。

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只能承担沉默的代价:

丧失话语,丧失尊严,甚至丧失被理解的可能。

这就是现实的吊诡:

侥幸者的轻松,往往意味着承受者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