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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国务院整理周恩来总理遗物时，档案员在一份私人笔记夹层里发现了几封信。
纸张发黄，信封上没写单位抬头，也没盖章，只有一个名字：王戎。
最初没人在意，以为是普通群众来信——但没过几天，另一位老同志看到了信的内容，话不多，却句句用心。
再一查，才发现有些不对劲。
信是个叫王戎的人写的，时间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可是没有一封得到回复。
可奇怪的是，周总理把这些信一封不少地留了下来，分类整理，甚至在一封信背后还写了“此人可信，勿泄”。
那时候大家才开始追问：这王戎，到底是谁？
说起来，这事儿得从1939年那次“回乡”说起。
那年，抗战正打得胶着，国共合作维持着表面的统一，周恩来以“祭祖”名义回到浙江绍兴，实际上是借机接触华东地下党组织，做些统战方面的协调工作。
行程极为保密，连地方干部都不知情。
在当地一户亲戚家吃饭时，他见到了一个少年，十七岁，叫王戎。
那孩子站得笔直，说话有点紧张，但眼神特别亮。
听说他是自己姑母那边的后代，周恩来就多看了两眼。
饭桌上，这孩子突然说：“我想跟您走。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他父亲、祖父都没作声。
王戎却继续说：“我想去前线。
周恩来看了他一会儿，说：“那你先告诉我，打仗是为了什么？
王戎想了几秒，说：“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欺负。
这话不复杂，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能脱口而出，还真不容易。
周恩来笑了，说：“不错。
不过你现在的任务是读书。
未来国家建设，还得靠你们。”
那顿饭之后，周恩来私下跟王戎的爷爷说了一句话：“这孩子有志气，不可轻用。”离开绍兴前，他单独见了王戎一面，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写信给我。
你是我干儿子
但这事不能对外说。”
王戎点头，说了句：“我记住了。
从那以后，这名字就没再出现在公共场合。
王戎也从未以“总理干儿子”自居。
只知道他后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服务团，在福建从事政务工作，又转行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
没当过大官，没得过什么勋章，但在当地很受尊敬。
而那几封信，基本上都是在他从教之后写的。
语气很平静，比如“学校最近在筹建图书馆，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引进外文原版书”“我身体尚好，学生情况也不错”。
每封信最后都有一句：“谨祝工作顺利，盼一切安好。
可惜，信寄出去了，却没回音。
不是没人看，而是不能回。
当时的保密制度极严，尤其是涉及领导人私事的，哪怕是一封信，一句话，都要层层过审。
而王戎的身份——哪怕只是一个“干儿子”的称呼，出现在信封上都可能引发误会。
所以他的信最后都被小心地收了起来，一封没丢。
这事一直没人知道，直到1977年。
那之后，有人去找过王戎。
他已经退休，住在福建一座小城，家里很简单，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他年轻时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
他不太愿意多说，只说：“那年他说让我好好读书，我就听了。
再问，他只笑笑：“我算什么儿子啊？只见过一面。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
那年临别前，周恩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小怀表，递给王戎，说：“以后你要是忘了时间，就看看它。
这块表王戎一直留着，没修过，也没戴过，就放在书桌抽屉里，有一年表链断了，他用一根细麻绳系了起来。
他说：“这表不走了，但我还记得时间。
后来有人问他，有没有后悔。
他想了很久，说：“没有，我就做了他说的那件事。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
参考资料：
《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金冲及，《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树声，《周恩来与绍兴亲属关系考》，《浙江地方志》2001年第4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义子王戍》，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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