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问到人生之问，追求智识与真理是生而为人的一大乐趣，同时也是一大挑战。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难免陷入迷茫，有时甚至误入歧途。如何在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学问之路，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以自己为原点拾获生命的真谛？
著名史学大师钱穆用两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钱穆出身寒门，少时因动荡的时局被迫辍学，却未就此放弃求学之路，而是靠着勤奋自学成功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从乡村教师到燕京大学讲师，钱穆先生熬过了无数个孤独的长夜，一生钻研中华传统文化，并在这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问之路、人生之道。
《人生十论》则汇集了钱穆先生讨论人生问题的三次讲演，一为“人生十论”，一为“人生三步骤”，一为“中国人生哲学”。钱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征诸当今潮流风气，谈论“心”、“我”、“自由”、“命”、“道”等终极问题，而不离人生日常态度，启发读者追溯本民族传统的根源，思考中国人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学籥》顾名思义就是学习之钥匙，读书之方法。钱穆先生一生浸淫学术，今举其成学之心得以告后学者，为读者开示入学门径。本书收录其论治学方法论文十二篇，既有儒家为学为人之道的提点，也有朱子读书方法的阐释，近代大儒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读书治学方法的分析，更有作者结合自己亲身的经验之谈。
抵御世间的浮华与喧嚣，沉潜到生命深处，愿我们都能守住本心，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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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人生真理是，做个好人
——《人生十论》
宇宙指整个自然界而言，那是无限的。纵使依照最近科学上的发现，认为宇宙有限，然就人的立场言，仍可称之为无限。世界指整个人生界而言，则是有限的。有限的世界，包裹在无限的宇宙之内。亦可说此有限世界乃占踞着无限宇宙之中心。惟因宇宙无限，故在此无限中之任何一点，都可成为此无限内的中心。而个人则尤属有限中之有限，但每一个人，在此无限大宇宙里，莫不各各自占一中心。
外围无限，中心有限。然中心不能脱离外围而自成为中心，而此有限中心，又不能与无限外围完成一体。换言之，有限只就此无限而成为一中心，却不能即就有限上完全呈现此无限。
人生既属有限，于是人生所可获得之智识亦有限。有限的智识，不能穷究无限之自然。自然真理应属无限，而人生真理则尽属有限。人类智识所发现之有限真理，虽可呈露出自然无限真理之一部分、一面相，而决非即是此无限真理之全体。今试问：就此无限自然之无限真理言，此有限人生所发现之有限真理，固得承认为真理否？此应为有限人生中一绝大之问题。
就此问题上，东西文化精神，有其显相违异之意见与态度。我常谓东方文化乃内倾型者，西方文化为外倾型者；亦即谓中国人追求真理重向“内”，而西方人追求真理则重向“外”。
中国所长，不在宗教，不在科学，亦不在哲学，而在其注重讨论人生大道上。宗教、科学、哲学之所求，乃为宇宙真理。宇宙真理，无限不可穷极。人生大道属于有限世界。向有限世界体验，可以当体即是。要求了解人生世界，即在人生之本身，不烦向外追寻。人生乃宇宙一中心，若谓中国人讲的人生大道即等于在讲人生真理，则人生真理亦即宇宙真理中之一基点。
有限知识，当作为寻求无限知识一指针。人若面向无限宇宙，不免有漆黑一片之感。但返就自身，总还有一点光明。即本此一点光明，逐步凭其指导，逐步善为应用，则面前之漆黑，可以渐化尽转为光明。此光明虽属有限，而即在有限世界中求有限真理，此有限光明即如无限光明。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一语，实为中国传统知识论奠基。西方哲学上之知识论，大要有两问题，一在问我之何以而能知？一在问我之所能知者究是些什么？换言之，即何者为我之所能知。中国传统知识论，则重在先认识了第二问题，再来研讨第一个问题。
如上所论列，人类之所能知，仅属有限。则人类所能获得之真理，亦必属于有限者。若为无限，则既非人类之知所能知，试问既所不知，又何从而知其为真理。故真理必在知之范围内，而知又必在人之范围内。若先求超越了人，此知又何所附丽以成为知。故人所知之真理必属有限，又必属于人生范围之内。
上帝则绝不是一有限，自然亦绝不是一有限，西方哲学界所争之唯心唯物之心与物，亦不是一有限。人类求知，既是从有限性的范围内求，则所得必然仍有限。若求跳出此有限性的范围，则人类并无此能知，又何得有所知。故人类求知，先必返就己之所能知而求，而及其求而得，转可成无限。如二加二等于四，虽极有限，而在极无限中，只要遇到此二加二，便知其必然等于四。故此一有限，因其放入于无限中，遂同样成其为无限。故有限可知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无限真理者，正以其外围尚有一无限不可知之宇宙。以我在此有限世界中之所知，放入于无限不可知之宇宙中，而才使有限可知之亦等如无限耳。
故人类在知其所知之同时，必须知在其所知之外围，尚有一不可知。所知有限，不可知无限，而有限必包络于无限中，此亦是一真理。西方宗教、科学、哲学在人类知识前进路程上之大贡献，只在其不断提示一种无限不可知之外围，使人类之知，能妥放一真位置，并能续向此不可知之外围而前进。
西方的哲学家，总在摆脱人类常识界之所谓已知的，而更求闯进另一不可知之无限界。此种努力，其贡献亦甚大。至少使人能了解此有限可知之到底是有限。在打破人类之误认此有限为无限之一迷惘上，各派哲学思想皆有所贡献。但若临到他们自己提出一种对于无限不可知界之假说与推论，则永远只是一种假说与推论，只成其为人类知力之一种游戏三昧，而同样必然仍将陷于又一迷惘中。
所以人类求真理，必当还就人类本身之有限可知中求之，而同时又必知人类本身所知之永远是有限。而此有限之外，永远有一无限不可知者包络之。人类必知在此无限不可知之大包围中，如何站稳在一有限可知之中心立场，而又能不断活泼移动，以自在游行于其四围之无限不可知中。而遂使其有限可知，亦若一无限。而两者能融成为一体。此殆为人类求知之唯一当循之正道。而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一语，正指示出了此一正道之大方向与大目标。
上面已说过，人类之在大自然中，乃一极小的有限，而欲不害其可为无限大自然之一中心。若再进一步言之，则此有限的人生界，若对每一个人言，仍像一无限。而每一个人正亦不妨各各成为人类无限之一中心。此各各个人即所谓“我”。此所谓我者，乃是至有限中之更有限。就东方人传统的求知方法论，此一有限中之更有限者，正为人类求知之唯一最可凭据之基点。故人类求了解宇宙，最先第一步在了解人生。人类求了解人生，最先第一步在了解各各自己，即我之个人。此却与西方人所提倡之个人主义又不同。就西方哲学言，“自我”与“宇宙”对立。就中国观念言，乃因“我”为人类社会一中心，犹之“人类”之为宇宙之中心。故《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此所谓好人之“好”，即孟子之所谓“善”，《中庸》之所谓“中庸”，亦即孔子之所谓“仁”。而此种精神，今人则称之曰“道德精神”。换言之，即是一种“伦理精神”。因此种精神，必从人伦上见。以近代哲学术语言，中国观点，不重在分别之个体，亦不重在浑整之全体，其所重，乃在全体中重视各个体相互间之各项关系，而以各个体为各中心。
今试进一步问，如何始能做一好人？此则由于各自内心之明觉，由于各人自己之向内体验，而不在其向外追寻。各人凭其各自内心之明觉而向内体验，由此所得之真理，真乃有限之有限，当体而即是。人生一切真理，莫要于先使自己做成一好人。而各人自知之明，必远多于他人之知我。使我如何做成一好人，此其自知必最真最切。宇宙既无限，世界亦至广大，时不同，地不同，人人才性不同，处境又不同。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伦类对象，无一相同，奈何可得一同一之真理？在西方必求之上帝，求之科学，求之哲学；在中国则人人求之各自之良心。人人良知之所明觉，此即人人当体即是之真理。此若至有限而实至无限。至无限而又至有限。
02
学问要不要经世致用？
——《学籥》
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此两派，虽不见有坚明之壁垒与分野，而显然有此争议，则事实为不可掩。今试平心探究，考据之学，承袭清代经学遗榘，诚为不可厚非。苟成学立说，而不重明据确证，终无以达于共是而不可破之境。空言义理，是非之争，势将转为意见与意气。当知意见不即是知识，意气不足为权衡。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考据之学，又乌可得而菲薄之？
抑且学问广博，如大海不见其涯涘。人之才性既殊，聪明有限，又兼年力短促，材料搜集，亦多限制。若求兼通博涉，此非尽人可期。学术分工，各务专门，其必趋于窄而深之一途，亦情势所难免。
至于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事之变，瞬息异状。即以此三四十年言，变化多端，几难回想。若必以追随时变为学的，曲学阿世哗众取宠者勿论，而学术探究，必积年岁；时务需要，迫在当前；其事如夸父与日竞走，心意浅露，程功急促，不仅害学术，亦将害时务。转不如两各分离，使潜心学术，一旦有所成就，转可多方沾溉，宏济时艰。则为学术而学术，其事又何可议？
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少数编者之手。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转若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一国之众，群在回惶迷惘中，惊扰震荡之际，而学术界游心膜外，不仅无所主张建白，抑若此等无足厝意。遂使学者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
而且见树不见林，竞钻牛角尖，能入而不能出。所谓窄而深之研究，既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为之发踪指示；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即在承平之世，已难免玩物丧志之讥。何论时局艰危，思想彷徨无主，群言庞杂，不见有所折衷，而学术界曾不能有所贡献。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若不食人间烟火。纵谓其心可安，而对世情之期望与责难，要亦无以自解。
不经学问而自谓有知识，其知识终不可靠。不先有知识，而自负有理论，其理论终不可恃。不先下种，遽求开花结果，世间宁有此事？此乃学术虚实之辨。而今日学术界大病，则正在于虚而不实。所以陷此大病，亦由时代需要，群求有思想，有理论，俾一时得所领导而向往。思想无出路成为时代呼声，而学术界无此大力，学术与时代脱节。于是一般新进，多鄙薄学问知识，而高谈思想理论。不悟其思想理论之仅为一人一时之意见，乃不由博深之知识来。其所讲知识，皆浅尝速化，道听途说，左右采获，不由诚笃之学问来。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不可刻日而求，躁心以赴。此一种学风之养成，在今日乃若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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