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华,我蹲了你整整三天,你到底是怎么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的?”——1983年10月18日,北京西长安街一家华侨饭店。
沈醉的声音里带着少见的好奇。他六十九岁,站在那里却像个等成绩的学生。对面八十一岁的华克之放下茶杯,笑纹爬满眼角,仿佛在回味一场并不危险的恶作剧。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桌上只有淡茶,却比硝烟更能撩拨记忆。
二十多年前,沈醉被特赦后一直在档案堆里翻旧账,军统的老卷宗、上海的破案报告、自己写的检讨,他全读过。卷宗里唯一缺的,是华克之那张大头照。那张小合影模糊到只剩一个侧影,他至今耿耿于怀。对沈醉来说,今天这顿饭既是见证,也是补档。
把时间往前拨一点——1960年初春,沈醉走出功德林,在陈列室里第一次听到“起义将领”四个字。他嘴上淡定,心里却翻腾:曾经的“活阎罗”竟然也能有“将领”这般体面称呼?可周恩来的一句“写出来,就是补偿”,让他慢慢明白,活下去并不只是赎罪,还是责任。于是,一本又一本《军统内幕》摆上书架,带着他对往事的拆解,也带着对方可能出现的注脚——那个人,就是华克之。
再往早里追,1924年的浙江海宁,十四岁的华克之攥着《民报》,对孙中山谈革命、谈共和的文字翻来覆去。父亲希望他考仕途,他却跑去南京听汪精卫演讲,跟着同学学“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吵得家里鸡犬不宁。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把理想打实,他彻底从国民党右派的幻梦里抽身,向左转了个弯。
这个弯转得极陡——1934年初冬,他和孙凤鸣、张玉华在杭州城外的茶寮里定下“亮枪计划”。他们认准一点:国内外反动势力交汇于蒋介石,只要拔掉这颗钉子,中国革命能省去许多流血。策划书交到党组织,回信说“无产阶级政党不搞暗杀”。华克之咧嘴笑:“不是暗杀,是明杀——祖宗早就讲,乱臣贼子人人可诛!”他没有等第二封复信,就拉着几个人干了。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孙凤鸣穿过宪兵防线,怀里揣着左轮。蒋介石迟到,汪精卫却正好凑过来拍照。枪响,汪倒地,张学良的皮靴在大理石地面上一滑,把孙踢翻,血溅会场。计划半成,局势却陡变。宵禁、宪兵搜捕、河面封航,南京像被铁锅反扣。晨光通讯社的办公室只剩一堆烧焦文件灰,一封信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追捕令直接落在戴笠桌上。对沈醉而言,这是一次能在军统总部露脸的好机会。1935年11月6日晚,他带着八名探员潜入上海赫德路。弄堂窄得两个人肩并肩都费劲,房东递来钥匙,嘟囔一句“他黄昏出去,到现在没影”。沈醉挥手示意:“灯别开。”灰白手电照出抽屉里的信纸、被窝里的体温,还残留着点青草肥皂味。那晚他干脆躺在床上等猎物,就这样等掉三天三夜。第三天深夜,奉命撤离。帐面上写:目标未归。
沈醉不知道的是,他把灯按灭的动作慢了半拍。那一瞬间,刺眼灯光透过破纸窗,落到里弄另一端。刚转进弄堂的华克之猛地一愣,心里咯噔一下:家里没人,却忽然亮灯,这不对。他扭头装作找错门,一溜小跑出了福州路口,又钻进人群,连夜蹿上驶往青岛的货轮,再辗转去延安。四十八年后,他把这段经历轻描淡写:“灯光闪过,一念生,一念死,我就拐弯了。”
转场到1949年12月。昆明上空的阴云压得人透不过气,卢汉一纸通电让沈醉从指挥官变成阶下囚。那天夜里,他听到外面有人喊“枪毙沈醉”。他没睡,盯着天花板想:三年前他还奉命要暗杀卢汉,如今换成卢汉决定他的生死——真讽刺。1959年底,专项改造结束,沈醉获特赦。“做点有用的。”周恩来朝他点头。他点头,却不知“有用”该怎么衡量。
时间回到饭桌。沈醉把疑问抛出,华克之端起茶:“就你屋里那点动作?我转身走人,顺手还敲掉弄堂里那盏路灯,免得你们追。”沈醉大笑,笑到眼角都湿了。他说自己当年画了几百份华克之夫人的照片,想钓鱼,却忘了对方会换钓场。华克之接话:“钓场多得很,北京、延安、西柏坡,哪条线你们都没追到口。”
这顿茶喝了近两个小时,后半段没人提“原谅”二字,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账已结清。沈醉回到家,在工作笔记里写下“华克之,一九八三年十月,真容毕现”。不久,他的第七本回忆录出版,特意腾出三页讲这个“灯光闪烁”的细节,算是给档案补上最后的缺页。
1996年4月,沈醉病逝北京。扶灵的挽联写着“昔日军统骨干,今朝反思史官”。两年后,湖北武昌某医院的病房里,华克之悄然合眼。床头柜放着一本翻到折角的《军统内幕续编》,夹页处只有一句便签:“殊途而同归,故人无须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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