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暂时躲进了农妇陈添裕家的柴房。
柴房里堆满了晒干的稻草，空气中弥漫着谷物的清香，却掩不住窗外越来越近的喧嚣。“哐当”一声，院门被踹开，十几个端着枪的士兵闯了进来，为首的军官用枪指着陈添裕，恶狠狠地问：“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藏哪了？”
陈添裕怀里揣着刚纳到一半的鞋底，手心里全是汗，却硬是挤出镇定的神情。她往柴房方向瞥了一眼，突然提高声音说：“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家！”
士兵们眼睛一亮，跟着她往屋里冲。陈添裕却转身推开了儿子的房门——炕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被褥，她的小儿子正发着高烧，脸蛋烧得通红，身上盖着一件大人的灰布长衫。“就是他，”陈添裕指着儿子，声音带着哭腔，“前几天他爹出门，留了这件衣裳给他挡寒，你们看是不是？孩子正生病，你们可别吓着他……”
军官狐疑地拿起那件长衫，又看了看炕上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再瞅瞅柴房门口那把沾着泥的锄头，觉得一个农妇家确实藏不住大人物，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
等敌人的脚步声彻底消失，陈添裕才瘫坐在地上，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透。她赶紧跑到柴房，掀开稻草，只见主席正攥着拳头，眼里满是感激。“大姐，这份情，我记下了。”
这一别，就是26年。
1959年的春天，一封印着烫金国徽的信送到了陈添裕手上。信封里是一张天安门城楼的观礼邀请函，落款处写着“中央办公厅”。原来，主席一直没忘当年的救命之恩，辗转打听才找到她的下落，特意邀请她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听着震天的欢呼，陈添裕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想起当年那个躲在柴房里的身影，想起自己那句“在我家”，突然明白：不是她救了主席，是老百姓和共产党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后来有人问她，当时就不怕吗？陈添裕总是笑着说：“怕啊，但我知道，他们是为咱穷人打仗的。护住了他，就护住了咱的盼头。”
那句情急之下的话，成了军民鱼水情最生动的注脚。而26年后的那封邀请函，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承诺——永远不忘来路，永远记得那些在危难中伸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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