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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有这样一位隐秘英雄。
他在敌人核心深潜十五年，将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他一度官至军统少将，却始终忠于党的信仰，他也曾多次与敌方头目周旋，冷静从容地完成了一次次险象环生的任务。
上级对他的能力更是十分信任，他因官职过高而惴惴不安时，上级却指示：“大胆往上爬！”
这位“红色窃听器”，便是李时雨。
那么，李时雨是如何在敌营潜伏的？他又是如何一步步高升的？
书生意气
1910年，一位名叫李亭芳的少年，出生在东北。
小时候，他爱读书，爱幻想，尤其痴迷于《水浒传》中仗义疏财的英雄宋江。
以至于后来干脆为自己取了个笔名“李时雨”，以期望未来也能成为替天行道的“及时雨”。
少年时的李时雨对国家大事并无太多关注，且家境小康的他，本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走一条安稳的仕途。
但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一切。
当日军的铁蹄踏上东北的黑土地后，他所熟悉的家园迅速沦陷，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
这一场危机，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碎了他的安逸与幻想。
原本只关心书本的他，开始意识到更深的责任。
此后，李时雨从书堆中抬起头，走向街头，他参与到北平的学生抗日示威活动中，并迅速脱颖而出。
组织游行、书写宣言、发动民众，他忙得不亦乐乎。
在广场的高台上，李时雨面对聚集而来的学生和工人他挥动手臂，声嘶力竭地高喊：“同胞们！我们的国家在受苦，我们的人民在流血，难道我们还能坐视不理吗？”
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危险的环境，但他更清楚，只有发出声音，才能唤醒沉睡中的同胞。
1930年代初，在一次学生运动中，李时雨因积极参与组织活动被捕。
他在监狱中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问，却始终咬紧牙关，不曾透露任何有关组织的信息。
他坚定的态度不仅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也让组织对他的意志与能力更加信任。
最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成功获释，并转入地下工作，从事更为隐秘的抗日行动。
这一时期的李时雨，常常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自如。
他有时是学术严谨的北大学生，有时是普通的铁路工人，有时又伪装成商人，深入敌营探查情报。
每一次任务完成后，他总是迅速消失在人海之中，正是这种毫不起眼的低调，成为了他在暗潮涌动的抗日战场上得以存活的关键。
随着对革命事业的了解加深，他的理想也从“为国家复仇”逐渐转变为“为全体中华人民的解放奋斗”。
但敌后工作，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刀尖上舔血的冒险，每一步，都是考验。
潜入敌营
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后，党组织慎重考虑他的个人特点与历练背景，决定派遣他深入东北军工作。
这一决定并非轻率，李时雨有足够的头脑和变通能力，又具备极强的伪装技巧，尤其是他善于隐忍的性格，使他成为一名绝佳的间谍候选人。
但这也是一条极为危险的路——一旦身份暴露，将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
进入东北军后，李时雨借助与昔日同学的关系，迅速获取了一份担任基层职员的推荐信。
初入军中，他像一名普通的文书人员一样伏案工作，兢兢业业，从不引人注目。
之后，他的沉稳和谨慎很快博得了上司的信任，并在不久后被提拔为管理后勤事务的小官。
他明白，任何一次过于积极的表现都会让人产生怀疑，因此他在保持上进的同时，始终小心翼翼，扮演着一个“聪明却又不失平庸”的角色。
但事实上，危险从未远去，在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李时雨与一位地下党领导秘密接头，协助制定了与东北军合作的计划。
可事态发展却出乎预料，东北军领导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有人主张“讨伐共党”。
面对这种局势，李时雨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他一方面小心隐藏身份，避免被排挤，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收集军中的情报，为党组织提供支持。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成为李时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华北局势混乱，他所在的东北军被迅速整编，而李时雨也被派往天津工作。
到天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潜伏在该地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接头。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会面——他坐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内，装作悠闲地喝茶，暗中等待信号。
直到一位身穿灰布长衫的老者走进来，点了壶碧螺春。
他们互相递了暗号后，迅速确定了合作方式，这一刻，李时雨又一次完成了从普通军官到红色间谍的角色转换。
李时雨的潜伏生涯真正步入高潮，是在进入天津高等法院后。
他表面上是一名法官，端庄持重，实际上却在法庭外化身为我党在天津的重要情报员。
他利用自己的职位，成功获取了敌军的动向及多项重要情报。
一次，他接到上级指示，需要将一批电台设备从天津转移至北平。
这项任务极其危险，一旦被发现，不仅自己会暴露，还可能连累整个地下组织。
一个夜晚，李时雨假装加班，悄悄将电台设备装入两个大箱子，用一辆三轮车送往指定地点。
途中，他遇到了日本宪兵的盘查，但他故作镇定，从怀中掏出一张特务机关发放的通行证，递给对方检查。
宪兵显然没有察觉到异常，挥手让他通过。
在潜伏期间，他还多次解救被捕的同志。
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从监狱里救出一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当时，敌人对这名同志的嫌疑并未完全坐实，但审判员已经开始准备捏造罪名定案。
李时雨利用自己的人脉，伪造了一份关键文件，声称案件卷宗在轰炸中丢失，令敌方审判流程被迫中止。
随后，他用从敌人处争取到的“亲戚关系”为由，将该同志成功保释出狱。
通过一次次任务的完成，李时雨不仅在组织中建立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更让敌人对他毫无怀疑。
“大胆往上爬”
1940年代初期，汪伪政府的建立为李时雨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潜入机会。
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进入汪伪政府的核心圈，成为一名关键情报员。
汪伪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种权力斗争和暗箱操作为他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作为司法部门的关键成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与伪高层周旋，从中获取重要军事和政治情报。
在一次高级会议上，伪政府领导陈公博对李时雨的能力赞不绝口，还特地安排他参与一次机密任务。
对外，他是汪伪政权的得力助手，对内，他却是中共在敌营中的耳目。
通过敏锐的观察，他发现了敌人对共产党北方根据地的潜在攻击计划，并迅速将消息传递给党组织。
这一情报不仅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军事威胁，更让党中央对他的胆略与忠诚大为称赞。
1943年，他被调任至上海，担任伪警察局司法处长。
在这里，他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次任务——协助党组织掌握国民党和汪伪政府的军事动向。
李时雨充分利用职务之便，与各方势力斡旋，甚至在陈公博的亲信周佛海面前也表现得滴水不漏。
只是，随着职务的提升，风险也在不断攀升。
一次，国民党军统高层突然开始对内部成员进行全面调查，试图找出潜伏的共产党间谍。
风声紧迫，李时雨不得不采取更加隐秘的手段进行情报传递，这时，他的妻子主动加入情报运输工作，将他获取的信息秘密送往党组织。
1944年，日本的侵略战线逐渐收缩，汪伪政府内部的分裂加剧。
李时雨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军统的怀疑。
果然，某一天，他接到通知，要求他参加一次“忠诚测试”。
他深知，这种所谓的测试不过是敌人试探间谍的惯用伎俩，如果他有丝毫差池，便可能功亏一篑。
因此，在测试中，他表现得滴水不漏，面对一连串关于他日常活动的质询，回答的既有逻辑又慎重。
但之后，李时雨还是向上级请示自己是否需要撤退，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会总额和想要退缩，而是在敌营他的位置越来越高了 ，已经升至军统少将。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询问了，但上级的指示确实“大胆往上爬”。
简单的几个字，足以证明了对他的信任和期望，而李时雨也没辜负这份信任。
他最危险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统内部对李时雨的怀疑逐渐加深，甚至一度决定对他实施审查。
党组织在得知消息后，迅速安排他撤离，但由于计划外的延误，他最终被捕入狱。
审讯室里，他面临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始终咬紧牙关，拒绝泄露半点组织的秘密。
最后，尽管敌人对他无计可施，但还是将他判刑入狱，直到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时，李时雨才得以重见天日。
他带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返回党组织，受到刘少奇亲自接见，那句“你一人可抵三个师”的评价，是对他多年敌后工作的最高褒奖。
李时雨的一生，是在黑暗中点燃希望的传奇。
他以无名之身潜伏敌营十五载，用智慧与胆识完成了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他伪装成敌人的得力干将，步步为营地攀升至军统少将，却始终心怀信仰。
“大胆往上爬！”这是上级对他的信任与指示，也成为他无畏前行的力量源泉。
正是无数像李时雨这样的英雄，撑起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希望。
他们也许隐藏在历史深处，但他们的光辉，永远留存在共和国的史册之中。
信息来源：新京报 2021年3月17日 关于《李时雨：敌营搏斗十五年 刀光剑影无形战》的报道
湖南日报 2021年8月12日 关于《晚安湖南丨“誓言无声”音频版 李时雨：深入敌营十五年的红色“窃听器”》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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