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季
1943年，史树青在北京隆福寺青云斋书店，无意中淘得一部手稿，名字叫《枣窗闲笔》，作者署名裕瑞。
手稿并不工致，甚至显得笨拙，但内容却颇“劲爆”：它猛烈批评高鹗续书“一善俱无，诸恶备具”；记载脂砚斋其实是曹雪芹的叔父；更添上一笔形象描写——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
史树青将此书转卖给孙楷第。孙氏十分重视，借予邓之诚、胡适等人阅览。
胡适本来就因《红楼梦考证》而声名在外，他把《枣窗闲笔》视为“秘笈”，虽然并未深入使用，却在心里把它放进红学可信文献的队列里。
邓之诚的态度则更具体：1948年，他在《图书季刊》发表文章，指出此书文笔拙滞，“尤滞而欠雅”，但承认其中曹雪芹身世、脂砚斋身份等记载有其价值。
这一切，其实是因为裕瑞的身份：他是满洲镶白旗人，豫亲王多铎五世孙。所以，既然是他的描述，那客观性和真实性都是有保障的。
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枣窗闲笔》。从此，这部书进入红学界的公共讨论。
但它的命运，远比最初想象的复杂。
最初的质疑，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学者潘重规在海外购得裕瑞的另一部稿本《萋香轩文稿》，对比之下，他觉得问题很大。《萋香轩文稿》字迹工整，颇有晋唐笔意；而《枣窗闲笔》的字迹却显得拙滞，甚至出现“服毒以狥”写成“服狗以狥”的怪异错误。
于是，潘重规在1966年香港影印出版《萋香轩文稿》的序言中，首次提出疑问：《枣窗闲笔》恐怕是出自抄手之手，而非裕瑞亲笔。
而这个观点，被欧阳健放大了。他在1990年代初发表《〈枣窗闲笔〉辨疑》，直接将怀疑推向极端：此书根本就是伪作。
欧阳健的论证极为细致，几乎到了“逐字挑刺”的地步。他的核心论据有三：
其一，裕瑞的书斋号明明是“萋香轩”，为什么《枣窗闲笔》钤印却是“凄香轩”？“萋”与“凄”义相反，不合逻辑。
其二，书中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父，这与脂批中的其他记载抵触。
其三，书里有太多低级错误，既显拙劣，又显不通文理。
欧阳健更进一步推论：这部书是后人为了迎合胡适而伪造的，目的是抬举新红学，贬低旧红学。
这个说法一度影响颇大，在红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怀疑，《枣窗闲笔》不过是学术舞台上的“冒牌演员”。而曹雪芹的“黑胖子”形象，会不会就是这位伪作者的即兴发挥？
潘重规的笔迹对比、欧阳健的系统怀疑，使得学界进入漫长的争论期。笔迹、斋名、错字，成了显微镜下的证据；而“伪书论”则像阴影一样笼罩在《枣窗闲笔》头顶。
转折点出现在二十一世纪。
首先是印章的重新发现。
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枣窗闲笔》时，不知是因为编辑疏忽，还是就为了省点印工，影印本删去了稿本首页和末页的两方藏印。
直到2012年前后，学者调阅国家图书馆所藏原件，才重新看到：首页有“纳哈塔氏”满汉文合璧圆印，末页有“裕颂廷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椭圆印。
时间对应1913年1月26日。
这意味着，《枣窗闲笔》在胡适提出新红学之前，就已在裕寿（颂廷）家中。于是，“为迎合胡适伪造”的说法立刻站不住脚。
更早的证据来自《长白艺文志》。
这部由英浩编纂的东北文献目录，在1888年初稿里就已经著录了《枣窗闲笔》。
它的存在比胡适的新红学早了三十多年。
两者结合，《枣窗闲笔》的递藏链得以完整复原：裕瑞写成 → 英浩著录 → 裕寿收藏 → 张群豹转卖 → 史树青发现 → 孙楷第传阅 → 入藏国图。
而笔迹问题也出现逆转。
通过比对裕瑞的其他亲笔稿本《参经臆说》《萋香轩吟草》，学者们确认字迹与《枣窗闲笔》一致；反倒是潘重规手里的《萋香轩文稿》，字迹迥异，被证明是抄胥代笔。
至于“凄香轩”一说，后来也发现裕瑞其他题跋中确实钤过同款印章，“萋”“凄”在古文中亦可通用。
到2018年，《枣窗闲笔》收入《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柳海松校注本还原了印章页。
至此，伪书论失去了主要支撑。学界终于基本达成共识：这部书本身是真实的，尽管其中许多记载属于传闻，不必逐字当真，但它的史料地位不可抹杀。
在这场学术公案里，有人从笔迹入手，有人从斋号挑刺，有人调阅目录、追踪印章，红学家多方努力，反复辩驳论证，最终才还原出递藏链条。
如今，《枣窗闲笔》的真实性大致尘埃落定，但它所记载的细节，仍然需要谨慎对待。毕竟裕瑞写下的“闻前辈姻戚之言”，更多是茶余传闻，而非档案文书。
所以曹雪芹是不是黑胖子，其实还是不确定的。
但这种不确定没有什么不好，只要方法是对的，真相就算找不出来，也不至于被瞎编——这就够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