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张明远赴北京，朱老总见到他后问：红五军团现在还有多少人|北京市|红五军团|董振堂

“老张，一算起来，咱们红五军团如今还能凑出几个名字？”——1974年2月中旬，北京军事博物馆北侧的小楼里，朱德看见张明远推门进来，没寒暄，直接抛出这句问话。

张明远愣了一下，握着帽檐，回答得很实在：“我手里掌握的在京人员，大概十二、三位。”他还补充说，散在各军区的零星名单没对齐，恐怕难以统计。秘书赶紧把名字记下，朱德点头，却沉默了好一阵。那短暂的停顿，像给这支付出巨大牺牲的部队默哀。

话题很快落回张明远身上。朱德问他工资、住房、身体，得知一切照旧，只是闲职，便宽慰一句：“别急，岗位总会有。”说罢摆摆手，让他先去休息。对话不长，却折射出两位老红军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共同牵挂——红五军团。

追溯历史，这支部队本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再往前，则出于冯玉祥西北军。1931年11月，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一万七千余人改旗易帜，改编为红五军团。起义干净利落，但后续作战极为惨烈。仅1934年至1936年，湘江、嘉陵江、河西走廊三战，番号几度缩水。等到1937年1月高台最后一役，董振堂战死，留下的仅是散兵游勇。朱德之所以在70年代仍惦记“还有多少人”，原因就在这儿——能活下来的真不多。

幸运如张明远，1931年起义时只是38师一个排长。用他自己的原话说，“那天晚上突然换了旗号，天还没亮，老兵们就全穿了红袖章。”谁也没想到，这一换，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三年后长征，他调到中央军委侦察科，行军走在最前头，负责探路。腊子口那段山道，多数人只知道林彪、毛岸英带队抢险，却少有人记得张明远也在。他带四名侦察员换上川军服，混进皎平渡乡公所，把代理乡长生擒，顺手摸来四条船，为部队抢下渡口——典型的“小队动作，大战略价值”。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途经甘肃岷县，中央考虑到张明远的乡土号召力，任命他为岷县苏维埃主席。结果很出人意料：短短数周，他拉起三千名当地子弟兵，组建岷县独立团，随后并入红五军团。可是西路军失败后，这批青年大多埋骨河西走廊。张明远后来常说一句话：“岷县的山，我欠它太多。”这份内疚伴随终生。

抗战爆发后，他被抽调到八路军交通管理局，负责晋察冀、延属一线的道路维护与物资调拨。别小看“管路”，物资卡一下，前线就会断粮。1940年百团大战，后勤压力陡增，他硬是靠驴车、步挑，把炮弹一筐筐送到前线。聂荣臻拍着他肩膀说：“张科长，打胜仗有你一份功。”

建国后，张明远转入东北军区后勤部。1950年9月，周恩来让他连夜赴京，谈的就是朝鲜局势。那次谈话持续到凌晨三点，周总理开场就抛问题：“口粮、马草和冬装，能不能在朝鲜就地解决？”张明远皱眉摇头，随后递交四条书面意见：朝鲜农业基础薄，志愿军补给应以内运为主；交通工具公路、铁道、牲畜并举；必须配发干粮和维生素；山林属居民财产，严禁滥伐。后勤司令部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张明远任副司令。1953年洪学智回国，他顶上司令，一直忙到1958年十月。可别忘了，他是第一批进，最后一批出朝鲜的将领。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复杂阶段，总后勤部需要“老资格、少站队”的副部长平衡局面，张明远临危受命。其间，部队换装、物资上划，他主张“不分山头，只看数据”，顶住了各路意见。这些年里，他常被人叫“张老后勤”，调侃中夹着尊敬。

1986年离休，他开始回忆录写作。将近十年，“雄关漫道”三个字在稿纸上反复出现。写到西路军，他停笔许久；写到朝鲜，他又忍不住加细节，比如“零下30度的夜，冻硬的面包得靠枪托敲”。书稿完成，却囊中羞涩，印刷费怎么也凑不齐。1996年3月17日住院前，他还让儿子去打听该社报价。三天后病逝，未等到那笔三万元稿费到账。出版方随后决定免收工本，书名沿用手稿：《雄关漫道》。

同年夏天，他的骨灰被子女带回岷县，撒向洮河。当地老百姓自发在三十里铺村的西北局岷州会议遗址旁竖起一块青碑，只刻八个字：“岷县儿郎张明远”。碑不大，却常年有人添土烧香。也正因如此，每逢清明，游人问起“红五军团余部”，解说员都会先指向这块碑，再讲那句略显沉重的答复：“在世者，已屈指可数。”

朱德当年记录的十二、三人名册，今天只剩零散几位健在。军团番号早已封存，但那段历史没有完结。研究者想查资料，常在张明远留下的备忘录里找到线索：某团归宿、某排烈士名录、某次补给线路……厚厚一摞，字迹发黄。资料员说，这些手稿最大特点是“精确到箱”，因为作者一辈子做后勤；我倒觉得，那份严谨，其实是对逝去战友最直接的尊重。

有人好奇，老辈革命家为什么总爱统计“还有多少人”。答案或许简单——只有先厘清生者与亡者，后来的纪念与研究才有坐标。张明远在世时，动笔前常摇头感叹：“很多细节，说出来怕没人信。”如今留下纸墨，便成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