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士群体扩大，因此在游走求仕之外，也因学识、技能、理想有所差异而在社会上有不同的展现，出现一种多元的样子。战国时期士人除了“仕”之外，还可以游走于诸侯之间为宾客、以力为私剑或养私剑为侠等，也可以凭借个人技艺依附于豪门、官府之间，仍以有道者自居，或身为农、渔、牧者，在某些特定的视野之中，具有隐逸之士的身份。多元的样貌也表现出多元的选择，士人在仕与不仕之间，可从容地选择欲行之道，亦可依其道决定游事什么样的君主或贵族。
秦灭六国之后，最大的转变在于仕途变得单一。除了不再有许多君主可供周游之外，还在于“仕”被明确地定义了，即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旧封建秩序中除了诸侯王之外，各级贵族各有家臣，也未必有一贯的治理方针，因此士之游说能造就各种形态的“仕”。但秦的统一除了平灭六国之外，更将秦的郡县、法令扩展到全天下，在这套统治方针之中，唯有通晓法令，成为官吏的士能够“仕”。《孔丛子》中记载了一段叔孙通见时变而“以法仕秦”的故事：
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对曰：“臣所学于先生者，不用于今，不可仕也。”子鱼曰：“子之材能见时变，今为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孔丛子》时代较晚，亦非信史，故这段对话未必可信。但叔孙通确实以“能见时变”著称，在秦时能以文学征为待诏博士，或许与其能变儒为法进而知秦律令不无相关。
换言之，秦时士人的仕与不仕，取决于是否熟悉法令文书，并且因此担任中央或地方的职位。汉继秦而起，原则上继承了这套制度：
汉承秦制主要表现在皇帝与百官的制度，其中“百官之职”定义了“仕”的意义。相对于战国士人各逞其能游说君主以求晋用，形成百家争鸣，秦汉士人在大一统的规模以及制度的设计下，“仕”被限缩为通法令、晓吏事的专利。
纪录片《中国》庄子
从“百家争鸣”到“百官之职”，便是所谓“大一统”的实现。只不过在此时期，“大一统”并非《春秋》公羊家所期待的儒家王道教化，反而是秦的律令章程，也就是“用吏为绳表”的吏道。这样被限缩的“仕”，在汉武帝采取以经术取士之后稍有缓解，但即使到了东汉中期，依旧有儒生不熟吏道的感叹。换言之，学与仕的落差，可能会造成不少欲仕而不得仕的情况。先以儒生为例：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初的儒生在不同阶段、不同位置，各自面临了不同的困境。孝文以前，以武力功臣为主，孝文时虽“颇征用”，但从孝文“好刑名之言”来看，所谓“征用”当以贾谊为代表，主要目的恐怕是通过对新进人才的登用来削弱功臣的势力。儒生所学的礼仪教化之学，无法符合当时政府组织对“仕”的需求，因此若要真正入仕获得重用，最好是杂学诸子百家，尤其必要兼通律令之学。而贾谊之所以能获孝文帝青睐，原因在于他与其他儒生颇有差别：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
电视剧《大风歌》贾谊
贾谊虽然是儒生出身，但于河南守门下受过吏道的训练，能对议诏令，甚至能更定律令，与其他诸生明显不同，因此能受天子青睐，征之与功臣争权。此为《儒林列传》中记载孝文帝既征用儒生，却又好刑名的原因。
汉景帝不任儒。武帝初年因窦太后好黄老之术，“诸博士具官待问”，这些博士虽然“居官”，在本书的定义当中相当于“仕”，但不过只是“待问”，并无任事。除此之外，在武帝罢黜百家之前，汉初博士不止于儒生，亦有相当非孔子之术，属百家言的学者。这些学者与儒生一样“待问”，若不通吏道，一样欠缺任事的途径，能成为博士已经是极难得的入仕渠道了。武帝之后，儒生才有了真正的仕宦之途，但所学与入仕之所需亦明显有隔阂，典型的例子如兒宽：
兒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补廷尉文学卒史。
……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兒宽以儒生补廷尉文学卒史，因为“不习事”，所以无法“署曹”，亦即没有具体负责的职务。卒史不能“署曹”代表着不受重用或被轻视，兒宽因此被派为“从史”，前往北地管理牛羊等官畜。颜师古曰：“从史者，但只随官僚，不主文书。”可见儒生在西汉的官僚体系当中多么格格不入，即使是有了入仕的途径，却不得不受尽打压，乃至被趋往边疆视畜。
武帝以经术取士之后犹然如此，那么在此之前，伴随着秦汉大一统而因学识背景使然不能仕者，便是天下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也造成了许多贫寒游士，以韩信为例：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韩信具有典型的战国游士性格，作为庶民，他不事生产，若要入仕，也没有为吏的能力。从后来的发展来看，韩信的才能必须展现在游说诸侯与战争当中。若仍在战国时代，以韩信的才华当能游走于诸侯、各国公子或权贵门下，作为客卿、幕僚或宾客获得善待。然而秦统一之后，已无养士之贵族公子，韩信只能“从人寄食饮”。在这种情况下，韩信却依旧保有战国游士的自傲，因亭长不为具食而怒，几乎沦为乞食的角色。
战国时期多元而各有道路的仕途，在入秦之后受到了明显的挤压，韩信的例子反映出士人在仕途几乎完全等同于吏道的情况下，求仕而不能仕的情况。韩信之外，又如陈平少时游学，长而有“使平得宰天下”之感叹。项羽的著名谋臣范增：“素居家，好奇计。”若“奇计”无用武之地，那么“素居家”也在所难免。
电视剧《楚汉传奇》范增
秦的统一相当短暂，很快秦末群雄并起，加上汉初郡国并立，这段时间可被称为士人仕途转换的过渡期。与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周游求仕相比，此时的“仕”与“不仕”具有不同的意义，包含了有用世之心亦有才华，但在政府之中却无容身之处，也无入仕途径者，如秦时的韩信、陈平等，或虽然担任着卑职，而实际上不能好好承担职务者，如高祖。本书对于不仕之士的定义是“主动逃开所有仕宦机会”，但在此过渡期中，这些战国游士未必皆“逃”离了仕宦机会，而是其知识背景根本无法使其在新时代中获得机会。因此所谓“不得推择为吏”，并不符合本书对不仕之士的定义。
然而，这些过渡期的战国士人们，有时却会被称
为“隐”：
耳、余为刎颈交。俱隐身为里监门。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秦时此类隐者情况特殊，既非不仕，亦非隐逸，或许可以称之为“蛰伏之士”。蛰伏之士与不仕之士一样，必须面对生活维系的问题。
秦末蛰伏游士再度蜂起，企图摆脱“不得为吏”或只能担任卑职的困境，韩信便是其中典型，其追随者也同样具有战国游士的性格。因此蒯通理直气壮地说道：“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
秦亡之后，汉初大量的诸侯王继续为游士提供了背景舞台，甚至不容于汉朝的士人，也期待能在诸侯王手下获得一定程度的庇护，如钟离眜因此投奔韩信，并斥责韩信的背叛是“自媚于汉”“非长者”。值得注意的是，仕的过渡期至少延续到七国之乱后，换言之，汉初的刘姓诸侯王也同样提供了士人多样化的仕途渠道，如吴王刘濞：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闲。臣非敢求有所将，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刘濞自行任命其宾客担任军事要职，其中不得用如周丘者，亦如战国游士一样，游说君王求出使。稍晚的淮南王刘安也有“阴结宾客”“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的记载。可见，虽然汉承秦制，但仕宦身份从“游士”到“吏”的过渡，一直持续延伸到了武帝初期。而过渡期的“不仕”者（如田横之客）也往往表现出一些战国时代“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秦及汉初“以吏为师”的仕途，使不通律令章程的战国游士或隐藏于市井基层，或游走于汉初的地方诸侯，舞台大大限缩而不得不逐渐消亡。但在武帝时博士弟子补郎制度形成之后，通过太学等经典教育以及禄利之路的引导，逐步将有意求仕却游离于吏道之外的儒生引入朝廷当中，形成以经术缘饰吏事的情况。相较于战国的多元，过渡期之后的汉代仕途，大体有“儒”与“吏”两条路线，在此两条路线之外的知识体系，则以道家型的隐士为多。随着时代的前进，拥有足以进入宦途的知识技能却拒绝职位的士人，加上各种类型的隐士，组成了不仕之士的大部分样子。
本文摘自《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新时代的吏与仕部分，内容略有删减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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