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阴雨天的台北公路上，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向阳明山。张学良裹紧大衣，看着雨滴在车窗上滑落。这是他被软禁二十八年来，第一次接到下山通知。
蒋介石穿着深色长衫坐在梅庄的客厅里，两人十八年没见了，他说，你口述西安事变，赵小姐帮你记下来，茶杯放在桌上，影子拉得细细的，张学良低着头答应了，可回程的路上，他跟赵一荻说，他要咱们写本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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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书房里，张学良的手稿越堆越多，每写到杨虎城被害，笔就停在半空，赵一荻轻轻把纸页收走，她知道有些事像窗外的雨，落地上就没了，后来史料委员会的人来取稿，带走的文件只剩三万字，每字都沾着苏俄阴谋的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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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总有人说要解禁，可那本《忏悔录》一直躺在档案柜里，学者们盯着删改的痕迹琢磨，没人知道阳明山某处还藏着没动过的手稿，2001年张学良走了，讣告上只写“历史老人”，没人听见他临终前小声说，史料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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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禁了二十八年的人，写了一纸忏悔，雾散了，真相却沉在梅庄的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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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学良晚年最真实的样子，直到今天，我们在图书馆翻那本被划满的《苏俄在中国》，还能看见空白地方没干的墨迹，说着另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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