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这个名字你听过吗？
她新婚一周，便被组织调离，开始了未知的使命，从此杳无音讯。
她的丈夫李清，则整整45年都在寻找她，也直到一个偶然机会才知道真相。
那么，张露萍究竟经历了什么？她的消失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
长久的分离
革命岁月，分离似乎才是常态，新婚仅仅一周后，张露萍便收到了组织的命令。
组织要她前往四川，执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这份任务，她无法拒绝，甚至无法告知丈夫李清更多的细节。
李清则看着妻子收拾行囊，心中既是担忧，也充满了对她的敬仰。
他没有问她任务的具体内容，因为他知道，张露萍从来不会透露任何与革命相关的机密。
重庆，张露萍到的时候，刚走出车站，一位中年人迎面而来。
他没有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叶先生在等你。”
张露萍本以为是去四川做父亲余安民的统战工作，可没想到，叶剑英却要她立即执行另一项绝密计划。
没过几日，她的身份、名字都更换，她不再是“黎琳”，也不再是余家英。
组织为她安排了一个新身份：张蔚林的“妹妹”，名叫张露萍。
她初到重庆南方局，任务安排令人诧异，不是卧底、不是策反，而是“去街上走走，吃吃喝喝，买些东西”。
她听得一头雾水，却也谨记教诲，一丝不苟地完成。
随后，她“搬家”了，从一个女学生的形象，成为国军高官的“家眷”。
她和“哥哥”张蔚林一同住进两间小平房，那是组织精心挑选的位置，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
她每日以“张家小姐”的身份在各大交际场合周旋，和国军官员的太太寒暄、与军统的情报官打牌聊天，举止优雅、语调温柔。
她不只是掩护，也要成为联络的桥梁。
每天晚饭后，她都会一个人走进厨房，打开墙角的一块木板，将密写的字条装进缝好的信封，等待“蔚林哥”送出去。
后来，她越来越熟练，甚至可以在与官员太太喝茶的空隙中，暗中记下墙上悬挂的作战电报。
她也越来越警觉，记得住哪个特务总是故意绕圈走路，哪个上校喜欢用烟灰遮掩密电信号的波段。
“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还为她赢得了进入军统核心的通行证。
张蔚林和冯传庆，都已秘密加入中共，他们三人组成了特别情报支部。
而张露萍，是其中唯一一个表面毫无军职、却活跃在最前线的成员。
白天，她听电报抄密令，晚上则誊写译文，遇到加密失败的情况，她也会与张蔚林通宵演算，从乱码中一点点拼凑出敌人的调动计划。
那段日子，她几乎没有睡过整觉，却从未叫过一声苦。
一次，她在街头遇到一个昔日延安的女学友，对方惊讶地看到她手挽“军官哥哥”的臂弯，神情讶异。
她微笑着点头示意后转身离开，那天晚上，她没有吃饭，也没说一句话，只是悄悄烧掉了所有和延安有关的信件与照片。
她知道，流言已在路上，怀疑也会随之而来。
可她不能停，军统即将进行大范围电台调整，新一批密码与信号波段一旦掌握不住，南方局便会陷入黑暗。
而她，必须将这些数据在两天内全部掌握，并送出情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露萍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她心中对李清的想念也也越堆越多。
她也不知道，那个曾经承诺会等她的男人，是否真的如她所愿，始终默默等待她的归来？
参加革命
1921年，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出生在四川崇庆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他父亲在私塾教授儒学，也一直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他始终相信，只有通过文化，才能改变命运。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张露萍从小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深深的不满，立下了要为国家、为人民改变现状的决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露萍所在的中学，在全国形势的变化下闭校。
这时，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后，她化名“黎琳”，又前往革命的圣地延安。
在延安，她在陕北公学继续求学，在这里，她接触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听到了“阶级”、“人民”、“革命”这样的词汇。
她白天学习，晚上拉歌演出，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干一场”女孩。
也正是在延安，她遇到了李清。
在一个傍晚，她拖着沉重的行李，从卡车后跳下，忽然一只手伸了过来。
“我来帮你。”
那人是李清，陕北公学的教员，个子瘦高，戴着眼镜，说话温文尔雅。
他接过她的行李，又朝她微微一笑：“你就是黎琳？我是李清”。
之后的接触中，李清的无私与纯粹，成为了张露萍内心最温暖的依靠，而张露萍的智慧与勇敢，也让李清对她充满了敬仰。
他们也在组织的批准下结婚，婚礼简单而庄重，没有婚纱，也没有宴请宾客，只有几个战友和一枚党证，便是他们的信物。
只是，短暂七天后，便迎来了上文中的分离。
糖果手帕
而另一边，在延安的李清盯着手中一块洁白的手帕看了许久。
那是一块普通的棉布，帕子里还包着几颗糖果——是他爱吃的那种。
他将糖果整齐码好，又一颗颗重新包回去，他知道，这是张露萍寄来的。
他们分开已经快一年了，自她接到调令奔赴重庆后，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她是那么聪明，那么干练，李清知道她的使命一定非同小可。但再怎么信任，也难敌思念带来的折磨。
更何况，近来延安竟传出她“叛变”的风声。
“有人在重庆街头看见她，挽着一个国军军官的手臂，有说有笑。”
这样的话他不信，可组织缄口不语，他问了好几次，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没有关于她的最新消息。”
直到收到那块手帕。
那天，他正在参加夜间学习，门口的小通讯员递来一个小包裹，说是南方局的同志转交来的。
他几乎是颤着手打开包裹，看到那几颗糖果时，鼻头一酸。他知道，她还在，她没忘。
糖果是延安配发的那种，很难在外面买到，肯定是她从延安带出去，又想办法保留下来的。
他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每天夜里，他会从箱子里拿出那包糖果，一颗一颗数着，闻着。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张露萍正身陷最危险的旋涡之中。
她一边维持“国军高官妹妹”的身份，一边收集极度敏感的情报，她也听说了风声，知道延安有人在怀疑她。
但她不能解释，不能辩白，甚至不能写信。
她越来越谨慎，却也越来越孤独，可危险仍在逼近。
军统电台频频出错，情报泄露加剧，戴笠已经起疑。
他亲自下令彻查，命令调查小组从内网排查每一名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最近与外部联系频繁者。
张蔚林、冯传庆，还有她——张露萍，全都列入监控名单。
一天深夜，她和“哥哥”正在密谈新一批密码破解方案，忽然间窗外传来异响。
她瞬间熄灯，和张蔚林一同将文件藏进墙壁夹层，几分钟后，一队军统特务破门而入，将两人带走。
从那天起，她开始了真正的“炼狱”，皮鞭、电击、烙铁、死镣……每一种刑具她都亲身“体验”过。
敌人一遍遍问她是谁，是不是共产党，她咬紧牙关，只说一句：“我是张蔚林的妹妹。”
没有一句供词，没有一声哭喊，她知道，只要她还活着不松口，那些同伴就能多活一天。
此时的延安，李清照例每晚数着糖果，心头却越发不安，可依旧没有对方的消息。
再说张露萍那边，1940年，敌人决定将她与她的同志们一起押送至贵州的息烽集中营。
在息烽集中营的那些日子里，张露萍过得异常艰苦，食物匮乏，医疗条件差，但身心疲惫的她依然坚持着每一次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她也始终与其他几位革命战士彼此鼓励，互相支持，保持着对未来的希望。
1945年7月14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临近，丧心病狂的敌人决定将关押的张露萍等人押赴刑场处决。
车停在一处偏僻的仓库门前，枪声让勇敢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张露萍站在队伍末端，没有闭眼，没有祈祷，而且抬起头直视刽子手。
第一枪落空，仅击中她的腿，她踉跄跪倒，随即抬头讽刺地笑了一声：“开枪也不利索？”
那语调没有惊慌，反而像是一名审讯官对犯人的不屑。
紧接着数声枪响，她的身体终究向后倒去。
她死时，只有二十四岁，她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在仓库后方的空地上，没有墓碑，没有记号。
就这样，组织失去了她的音讯，亲人等来的也不是归期，而是一次次的沉默。
她的丈夫李清，从未被告知真相，组织出于保密，只能说：“她去了别处工作。”
这一等，就是四十五年。
直到某天，调查组组成，老同志找来资料翻阅，那些曾用笔名、化名记录的文件，在对比笔迹、时间、行动后，终与那“消失”的女子重合在一起。
她的名字，终于有了归宿。
1984年，她的牺牲被正式认定为革命英烈，她的遗骸被迁往贵州烈士陵园。
那一年，她的丈夫李清，已是白发苍苍，他带着她曾寄来的手帕和糖果，拄着拐杖，站在那座新刻的墓碑前，许久不语。
陪同的亲友说，他望着那碑上的名字，最终只说了一句话：“我终于找到她了。”
从延安到重庆，再到牢狱之中的不屈求生，她从未背叛初心。
而那场始于新婚第七天的别离，也终于在烈士碑前画上了句点。
只是这个句点，李清等了四十五年，她却等不到他白发苍苍的样子。
向张露萍致敬，不仅仅因为她是英雄，更因为她代表了那个时代无数为理想与信仰甘愿付出生命的无名英雄。
她的名字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更多人遗忘，但她的精神和她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她的牺牲，赋予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激励着每一代人继续前行，继续为梦想、为国家、为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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