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心脏超声专家姜楞：跨越两国的医学人生路 |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内科学|医生|姜楞|心内科|心脏科|心血管医|心血管病|心超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该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根据既往资料和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全文共约 13000 字，阅读约需要30分钟

编者按：

第一次见到“姜楞”教授的名字是在陈灏珠院士回忆录上，在陈院士研究生名录中读到这段“葛均波，博士毕业1991年，（陈灏珠）与姜楞教授共带教”这个看似普通的记录，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走进了一段横跨中美两国、历时近60年的医学传奇。

姜楞教授她是我国知名的心内科专家和超声心动图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山医院她引入先进的二维心超技术，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由心脏科主导的心超室。在麻省医院她是敢挑战权威、传统理论的华裔学者。

当她在2018年获得CSC、CCA、上海医学会终身成就奖时说：“这是最崇高的荣誉，也是最惭愧的，因为在后面的近30年里我没有直接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啊。”这份深深的愧疚与眷恋，道出了多少海外华人医生的心声。

此次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计划有幸联系上姜教授，奈何错过线下交流机会，只能通过纸笔、信息的形式完成此次访谈，在她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里，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对祖国的眷恋、对中山医院的不舍、对恩师陈院士的深深怀念，以及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

这不仅是一位杰出华裔医生的人生回顾，更是一代海外华人学者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华夏儿女的根永远在故土；无论取得多大成就，为祖国服务的初心永远不变。

记者：姜教授，您好！非常感谢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否先分享一些您的故乡、童年时期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环境？

姜楞：我的祖籍是浙江嘉兴，但因为父亲就读于当年的“同济德文医学堂[1]”，毕业后在上海行医，成家立业，所以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了。母亲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养育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

左图:幼年时做医生的父亲抱着体弱多病的我

右图:成年了的七个姊妹兄弟

由于幼年体弱多病，便被父母娇生惯养。说来也惭愧，在小学里，我调皮捣蛋惯了，虽体操颇为出色，但成绩平平，在考公立初中时竟然落榜了！好在父母没有放弃，他们很重视教育，送我去了私立位育中学[2]。当时公立学校每学期的学费仅6元，但位育中学要60元。这样，我一个人的学费比其他兄弟姐妹们的总和还高许多啊！从此我就用功读书了，三年后顺利地考入上海市的重点公立中学“上海市第二女中[3]”。

初中在私立“位育中学”, 高中在市重点公立“上海市第二女中”

记者：那么您后来是如何走上医学道路的？

姜楞：在高中读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毕业时老师推荐我读工科，但父母希望我读医，而且我的三个姐姐和哥哥都是读医的，其中两个姐姐是上海第一医学院[4]毕业的。幸亏在1958年报考大学允许跨类，我就选了上医为第一志愿，上海交通大学[5]工科作为第二志愿，后来我被第一志愿录取。

记者：在上医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姜楞：上医的教育还是很好的，老师们的讲课很有吸引力。在基础部时，我曾心想以后搞生理或病理生理。到临床课时，尤其最后一年在中山实习时，又渴望当心脏科医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不过也有些问题，比如我们这一代高中和大学都是学俄语的，我只是在位育初中时学了点英语。但实际上俄语的临床医学参考资料并不多，自己便在课余时间，又渐渐拾起了初中读的英语。

记得在1963年毕业时，一医和二医进行“大比武”，各校选拔10名比临床，10名比俄语，和10名比英语。我被选入临床和英语的参赛。在大学期间，我还被选入了上医特色的棒垒球队，我手长腿长，当了一垒手，要把住第一关。总之，在大学期间得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机会。

1958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左图:班级合影，右图:班级校外活动

记者：您应该是1963年应届毕业生中为数不多的留在中山的，而且被指派在林兆耆[6]教授的内科肝癌病组，能谈谈那个时候您的经历吗？

姜楞：是的，毕业时我们都做好了“坚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的准备。但当接到被分配去中山医院内科肝癌病组的通知时，我又惊又喜又怕。惊的是完全出于我的预料之外，喜的是将在德高望重的林教授亲自主持的肝癌组工作，怕的是怀疑自己能否胜任。

记得实习时林教授的大查房，里三层外三层，总是干货满满，我曾说他的一次查房，能胜我读一个月的书。查房时，他总是向学生频频提问，并针对性地讲解。我是常被点名问到的学生，可能因为我罕见的单名易被记住吧，哈哈！

去中山报到时，林兆耆教授兼任中山医院院长，但他亲自给我介绍了肝癌组的情况，并给我一份他在1962年国际癌症大会上发表的“原发性肝癌207例的临床分析”，使我明白了搞肝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安排我先去内科各科轮转，打好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再回肝癌病组工作。

1963年毕业分配到中山医院内科,林兆耆教授亲自主持的肝癌病组

那时是24小时住院医生制，每周六天，全身心地泡在医院里。病房—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内科教研组还因当时我们青中年医生“俄语出身”的特殊背景，晚上安排高年资医生分组辅导专业英语。那时并不觉得累或苦，对未来充满憧憬。

后来就是那段特殊时期了，1965年我被指派下乡搞四清，回院后不久文革开始了, 林老像许多老教授一样都受到冲击。由于各种原因，我实际上并未在肝癌组工作过，而是经历了上山下乡，总共三年。

上山下乡: 1972年在皖南的巡回医疗队

记者：文革后，您来到了心内科，还被送到北京阜外医院进修一年，那段经历是否有难忘的回忆？

姜楞：那是文革的后期，1974年，时任内科主任兼心内科主任的陶寿淇[7]教授被调任北京阜外医院，我被指派到心内科，当时陈灏珠[8]老师任心内科主任，浦寿月[9]、诸骏仁[10]和我为副主任，这三位都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也就是在这期间，我被派去阜外医院跟陶寿琪教授学习一年。

1974年被重新分配到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心内科

陶教授造诣很深厚，他查房话不多但总能抓住关键，不过因为中央保健工作陶教授很少来院查房，但有一次查房让我印象深刻。

病人是阜外医院的孙瑞龙[11]主任，著名的心电图/心电生理专家，因原因不明的房颤住院。当陶教授收起听诊器后，便确诊了风心二尖瓣狭窄！可是住院多日，从上级医生到床位医生都没有人听出二尖瓣狭窄的杂音，连孙主任本人也从未发现自己有二尖瓣狭窄！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房颤时室率快，杂音难以听到,加之心房失去正常的收缩功能，特征性的舒张期隆隆样杂音在收缩期前增强也不存在了。此例，足见陶教授扎实深厚的功底！

阜外医院是心血管疾病的专科医院，病人由各地转来，我见识了许多疑难杂症和罕见病。还受到了富有临床经验的孙瑞龙、刘力生、陈在嘉,和程显声等老师们的直接指导。在北京的这一年里，除了上班，我便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类心血管病书籍和杂志充实自己。

左图1974年在阜外医院进修时

右图中间一位是孙瑞龙主任

记者：在您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哪位老师对您的影响最大？

姜楞：是陈灏珠教授，他是我此生学医和行医的大恩师，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后来的故事了。

最初与陈老师的缘分始于大学时代。记得他给我们上课时，总是能用最生动的方式让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有趣。他会用口技模仿各种心脏杂音，那种惟妙惟肖的演示至今还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他还创造了很多朗朗上口的术语来帮助我们记忆，比如“室峰相对电轴后偏，背道而驰电轴左偏”，这些巧妙的表达让我们初学者容易地掌握复杂的心电图。正是从那时起，我对心脏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革后期我被调入心内科，开始在临床上直接接受陈老师的指导。那时候我亲眼见证了他的博学和高超医术，各地转来的疑难杂症在他手里总能得到准确诊断和恰当治疗。他不仅治病救人卓越，还言传身教地把我们一批批学生培养成材。

参加陈灏珠教授的查房和中国心血管病学会理事会议的合影

记者：能否分享一些陈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对您具体指导的故事？

姜楞：记得我为一例临床拟诊心房间隔缺损的患者做右心导管检查，那时候还没有心超等现代影像技术，全靠临床技能。我在做心导管检查时，导管进了右房后, 怎么也进不了右室和肺动脉，而且发现大量三尖瓣反流和巨大右房。我当时心里很慌，赶紧给陈老师打电话。他非常耐心地指导我，让我在右房下部同时记录心电图和压力曲线，最终确定了导管位于“房化右室”，终于诊断出了当时罕见的Ebstein畸形。

事后, 陈老师鼓励我把这例写成病例报告发表，这是我生平第一篇病例报道。他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查阅文献，怎么结合病例总结经验。我写成初稿后, 他逐字逐句地修改，字里行间都有他的红筆字跡，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负责为我树立了榜样。

还有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经历，我带着一位从广东来的进修医生给一个法洛四联症患者做术前心导管检查。这个病人来自湖北农村，是在董必武同志资助下才能来上海治病的。手术过程中导管顺利进入右室，造影也很成功，病人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当我再次透视时，发现心脏周围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轮廓线，像铅笔画出来似的。几分钟后这条轮廓线略有增宽，我意识到可能是造影剂进入了心包！当时已经下班了，巧在这时心外科的医生们正在窗外打篮球。我立即叫他们进来会诊，随即病人被送到手术室。我和那位进修医生整夜守在手术室外，惴惴不安，既担心病人的安危，也害怕承担责任。最终病人得到了及时救治，没有生命危险。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陈老师汇报这件事，以为会受到严厉批评。没想到陈老师已经去导管室详细了解了情况，仔细查看了所有记录。他分析说，造影前导管定位是正确的，但在高压注射造影剂时导管可能发生了移位，通过巨大的室间隔缺损进入了发育不良的左室，薄弱的左室壁因此被撕裂，手术也证实了他的分析完全正确。

陈老师不但没有责怪我们，反而像慈父一样安慰我们。他说这种并发症虽然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文献中有类似报道。他还表扬我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鼓励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

记者：陈灏珠教授在您学术成长和国际化发展方面给了您哪些帮助？

姜楞：陈老师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机会，他推荐我在学术会议上分享经验，让我参编许多他主编的教材和专著。他把我这个还默默无闻的小医生推荐到上海医学会的讲台上讲《心力衰竭》，这是我学术生涯的首秀。他还安排我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合作，制作了《冠心病心脏骤停》科教片，在全国推广心肺复苏技术，这部片子后来还在欧洲科影获奖。

让我受益终生的还有陈老师对我们专业英语的培养。上面我说过，我们那一代医生都是学俄语出身的，对专业英语既渴望又恐惧。陈老师每周都要给我们住院医生做英语辅导，还专门安排英语查房。他主办的《国外医学文摘》不仅让我们接触到最新的国际医学动态，而且在做文摘时锻练了我们阅读英语文献的能力。有国外专家讲学时他总是让我做同传翻译。如果没有陈老师的这些训练，我不可能在80年代的留美选拔中获胜。

陈老师为我国心脏病现代化的诊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常常对同行们说，我们中国也有一位Braunwald，那就是陈灏珠，他们都是心脏病学界的传奇人物和学术泰斗。

上图为九十年代后期，陈灏珠教授访问哈佛与我（左图）和Dr.Braunwald （右图）的合影。下图为2017年我回访心研所，在所长室与陈灏珠教授的合影

记者：我知道后来您又转学心脏超声，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心脏科的心超室，与世界接轨。能谈谈那段经历吗？

姜楞：这是当时心研所的老所长、心外科主任石美鑫[12]教授的高瞻远瞩。大约是1979和1980年间，石教授点名要我去搞“心脏超声”。这次我的“惊-喜-怕”不同以往了: 没有了“喜”，而且更“怕”了。因为当时国内的超声，都是“全身超”，没有专门的心超。而且在心超技术上仅限于一维的M型，临床价值有限，仅用于风心二尖瓣狭窄及心包积液等检查，我们心脏科医生很少有人问津。而且我此时正热衷于心导管、心脏除颤起搏等技术的开展。

后来才明白，石美鑫教授在改革开放后发现国外心超已进入二维时代，而且都是由心脏科医生主导的，在临床上特别是对心脏外科手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新生事物，通常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创建由心脏科主导的心超室，面临了重重阻力。这里面不仅仅是传统诊疗观念，还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都很让我头疼。更何况，当时我仅仅是个只会看心超报告的内科医生而已。

好在当时华东医院引进了一台先进的二维超声仪，并邀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超声科的闻恽老师当顾问，我就每周去一次华东医院见习，自此开始了我的心超生涯。

后来不久，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了中国两个留学进修心超的名额，我在上海市选拔赛（英语、心脏病学、及超声三门考试）中胜出，又到全国参赛获胜。

那时有许多外宾来华访问，美国哈佛麻省总院（MGH）的心脏科主任Dr.DeSanctis[13]来沪讲学，陈灏珠教授让我当他的现场同传翻译，后来告诉他我已获WHO资助，能否去哈佛学习心超，他欣然答应了。

记者：您是哪年去哈佛深造的？学了多久？

姜楞：我是1982年成行的，在哈佛麻省总医院(MGH)心脏科的心超室做访问学者。心超室的主任是著名的Dr.Weyman[14]，二维心超的奠基人。他是哈佛从美国心超之父Dr.Feigenbaum[15]的心超室里挖来的。我在那里学习了二年，因为在等待繁琐的审批期间我在全国教育部的出国选拔考试中胜选，获得了从6个月延长到二年的机会。

记者：去哈佛做访问学者之初，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姜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而且当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赴美后最初很兴奋，但后来很快就“Culture Shock”了（指在异国生活或访问时的一种困惑不安的感觉）。语言障碍、不同的风俗习惯、不熟悉的业务等等。虽然我有一些英语基础，但仍难以理解他们日常的口语。那些不熟悉的饮食、格格不入的穿着、及人人自驾车上下班和没大没小的上下级关系等都让我感到困惑。我只能带着好奇心，以开放的心态，逐渐融入这个新的环境。

融入新环境：参与科室的各种“派对”话动

记者：能具体谈谈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的一些故事吗？

姜楞：对于我们访问学者, 美国人都很客气，让你在旁边东看看西看看。 Dr.Weyman热情地把他不久前出版的新书《Cross-sectional Echocardiography》借我阅读。这是当时国际上首款，也是唯一的二维超声心动图专著。我如获珍宝，如饥似渴地埋头苦读。数周后读完了，收获满满。但也发现书里有许多错处，有的是字母打错了，有的应大写的字母小写了，有的误用了解剖名称（如主动脉窦写成冠状窦），有的标点符号不适当等等。我在还他书时，夹了数页手写的几十条勘误。次日他特地来谢我，说“从来没有人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更从来没有人指出他书中有错，你的条条勘误都是对的！”从此，他对我这个来自第三世界不声不响的访问学者转变了看法，不再“客客气气”地让我“visiting”，而让我参加他的心超fellow课题研究及每日的读片了。他还把我这个来自中国的visitor给他勘误的故事在后来每届的心超fellow中当作佳话相传。

Dr. Weyman让我参加他的心超fellow研究的课题是“多普勒超声测定左室心排出量与心导管的对比研究”，我跟着一位fellow去心导管室，同步记录心超参数和测量分析。出于好奇心，我发现肺动脉瓣水平的多普勒曲线，各人的形态不一，并与心导管的肺动脉压力相关。后来，在美国心脏病年会上我们投了两篇摘要都中了，包括了以我为第一作者的“肺动脉瓣水平多普勒测定肺动脉压与心导管的对比研究”，这是我生平首次在国际心脏病年会上发言。至今,这仍作为心超在不能用三尖瓣返流时估测肺动脉高压的方法。

在一次读片会上，Dr. Weyman指着一例梗阻型肥厚性心肌病，提问“该病产生SAM (收缩期前移二尖瓣前移) 的机理是什么”，我抢先回答“Venturi effect”（这是我从教科书中看到的，即肥厚的室间隔导致了左室流出道狭窄，从而血流加速，产生负压吸引致二尖瓣前移）。没想到，他又问“你相信吗？”我说“相信，书上是这么写的”。他又问“为何有的室间隔重度肥厚却没有SAM呢？”,我们所有参加读片的人都面面相觑。

事后他让我从科室的病例录像资料中，对比分析研究有和无SAM的图像。我开始时无从着手，后来在一例例视频前对照观察，发现SAM的有无和轻重与室间隔厚度的关系不恒定，而SAM阳性的病例二尖瓣叶都较长，位置偏前；在逐帧观察时发现二尖瓣叶在等容收缩期时已移向流出道，这从力学原理上就挑战了传统的Venturi effect，因为等容收缩期没有血液流出，也就谈不上负压吸引了！

从而提出了“push effect”，即收缩期快速的血流把已移向流出道冗长的瓣叶进一步推向室间隔造成了梗阻。我拍了好多照片，给Dr. Weyman看，他感到极大的兴趣，并指导我进一步定量分析，最后在美国年会及心脏病杂志上发表，以后被许多研究引用和证实，并被广泛引用, 就在美国最新发布的《肥厚性心肌病指南》中仍被引用。

上述的两次在国际心脏病年会(ACC)上的发言

左图:1983年“肺动脉瓣水平多普勒测定肺动脉压与心导管的对比研究”

右图:1984年“梗阻型肥厚性心肌病SAM的机理,挑战传统理论”

这一经历也改变了我以往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模式，变得敢想敢问了。记得当时的心超，把二尖瓣叶在收缩期任何一个切面上越过瓣环水平就诊断二尖瓣脱垂，我发现许多病例在临床上毫无征象（没有喀啦音和杂音），就怀疑这个诊断标准。在向Dr.Weyman提出后, 他很重视，安排了一位临床fellow进行大系列的病例分析，发现心超用“任一切面”诊断二尖瓣脱垂的发生率高达34%，远超临床诊断，这研究在心超年会上敲起了警钟。后来我们用三维超声研究显示了二尖瓣环呈马鞍型结构，所以只有在左室长轴切面上二尖瓣叶在收缩期越过瓣环水平才能诊断二尖瓣脱垂 (如今采用的标准诊断切面)。

在美国心脏病年会上“三维心超显示二尖瓣环呈非平面的马鞍型”

我是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是箸名的Dr.RA Levine[16](图中位)

记者：您回国后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心脏科的心超室，能分享您的创业故事吗？

姜楞：1984年我学成回国，时任心研究所所长的陈灏珠教授亲临机场迎接，使我十分感动。后来引进了当时先进的二维与Doppler兼备的ATL心超仪，还有一位中专学历毕业的技术员。我参照MGH心超室的形式，制定了规范的切面系列、测量及报告单，并建立了每例心超录像档案。

在心内和心外科病例讨论时，放录像详细介绍病例特征，受到众多的青睐，并随访和比较导管或术后的结果，不断完善。很快吸引了一些心内外科的临床医生加入到心超室来，还有原中山超声室和放射科的医生和技术员纷纷请调加入。大家出于对心超的热爱，为病人加班加点，从不计回报和个人得失，把心超室当成自己的“家”。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成長壮大, 后来⼼超室很快成了研究⽣培养和⼼血管医⽣进修的热门之选。

在那个年代的心超队伍

记者：能谈谈那几年难忘的医患故事吗？

姜楞：那时各地转辗前来的疑难杂症源源不断, 难忘的医患故事可见于那几年发表的数十篇病例报道，更多的存于记忆的海洋里。下面举几个例子：原来心导管诊断的房间隔缺损，心超发现是主动脉窦瘤破裂入右房；心导管诊断巨大房缺，心超显示合并Ebstein（三尖瓣下移）畸形；临床诊断室缺而导管诊断房缺，心超精确地诊断出Gerbode defect（左室与右房间的分流）……,这些都在根本上改变了手术的方案，经常收到病人的感谢信和表扬信。就个案而言，一例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胸闷胸痛，心电图异常，冠脉造影正常，多处就医诊断不明，来我心超室发现是局限于心尖的肥厚型心肌病，在向病人解释了病情及预后后，病人顿时感激涕零。在当时对该病的认识和报道实属罕见。

记者：您在国内率先引进彩色多普勒、经食道超声等新技术，当时面临什么挑战？

姜楞：1985年我们引进了“彩色多普勒”，记得在汕头的超声会议上我介绍了这项新技术和我们在诊断心内分流和瓣膜返流的经验，但即遭几位权威的质疑：“目前我们的诊断正确率已达90%以上，为何还需这个呀！”,我打趣地回答“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跑掉，探头不到分流返流测不到。相信如果你拿起彩色多普勒的探头，再也不会放下”（因为用脉冲多普勒需逐一取样才能得到异常分流或返流的信息，而彩色多普勒可一目了然地将异常血流在扇形切面显示了）。同年我们的《彩色多普勒图谱》在香港出版。后来许多先心和瓣膜病的诊断中有创心导管检查也逐渐被彩超取代，在国内推广开来。

《彩色多普勒图谱》在香港出版

经食道超声（TEE）是我1987年去美国Duke学习后引进的，那时就算是美国也有很多地方也尚未开展。回国后所领导立即批准了购置TEE设备，我们还得到了内窥镜室和麻醉科的支持，开展了在临床和心脏外科术中的应用。记得在一次日本的年会上，我介绍TEE在经皮二尖瓣球囊扩张术中的应用，会场犹如观看NBA那样的情景！后来我们与上医介剖教研组左焕琛[17]教授合作，推出了TEE标准切面系列，⽤实体心脏介剖切面对比解释，发表在中华影像医学杂志上。Dr.Weyman也把我们这套有解剖对照的系列切面，列入到他的第二版二维超声心动图巨著中。

经食道超声(TEE): 1987年在美国Duke大学附属医院手术室学习(上图), 回国后立即在国内率先开展(下图)。

Dr.Weyman的第二版二维超声心动图巨箸中列入了我们这套有解剖对照的TEE系列切面

记者：您在50多岁时又赴美，在全新的领域做研究，后来又通过了美国临床心脏科医生的各种资格考试，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能分享一些故事吗？

姜楞：1991年我受邀重返哈佛的MGH做Research Fellow三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当时最前沿的心腔内超声和三维心超的研究，从学习理论到研究应用，包括从体外实验到体内实验再到人体试验，研究成果连续在美国的心脏病年会及一流的杂志上发表，并完成参编Dr. Weyman二维超声心动图巨著再版中右心室章节及审阅其他的章节。

Dr. Weyman及科室成员合影

左图：2001年Dr.Weyman 被ACC受于“Gifted Teacher Award”，其中登载了他历年来培训的学员中9名“Outstanding Investigator ”，我为其中的一个。

右图：2018年受邀回MGH讲座后与Dr. Weyman (左二）和Dr. Levine (右一) 等合影留念。

就在第三年的一次美国心脏病年会上作报告时，遇见了陈老师。那时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的中国大陆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他暖心地夸奖我为国争了光，也略带伤感地告知国内推出新标准，男60岁女55岁一律退休。我大吃一惊，但没作声，因我知道他一直盼我回去接班的。

在1994年美国心脏病年会上与陈灏珠教授的合影

会后我细想，深感我的医生职业生涯似乎已临近尽头了，因回国后一年不到就要退休了！下一步我回国还是留下？我把实情告诉了Dr. Weyman，他直率地表示欢迎留下，并根据我所有的业绩，为我以世界名人美国第一优先申请到绿卡。

可以留下了，我又自己问自己:今后就靠着大老板、小老板的课题搞研究吗？

我还是想回到临床的！

在Dr. Weyman和朋友们的支持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白天搞科研，晚上和周末复习三十余年前学的各门基础和临床知识，终于通过了USMLE Step 1、2、3的三级考试，获得了ECFMG认证。后又被ABIM破例地豁免了住院医生和心血管fellow的临床培训，经执照考试（内科和心内科），实现了在美行医的愿望，这在哈佛的外籍医生中为首例，开启了我第二个医生执业生涯。

1995年获得了ECFMG认证(右图)

我背包里装着证书，在波士顿美丽的Charles河岸留影(左图)

记者：在美国行医过程中，中西方医学文化的差异给您什么启发？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

姜楞：中西方医学都是为病人服务，但在医学文化上是有不同的。在为病人服务中，美国医生有更多时间与病人及家属沟通（如门诊初诊40分钟，复诊20分钟），在诊治疾病时更重视人文关怀，而且病人随访的医生基本是固定的，医患更相互信任。就医生本身而言，我感觉中国医生更勤劳更吃苦，美国医生较讲究劳逸结合，并有制度保障。

中方医疗系统等级深严，西方上下级相对平等，如当成为Attending（主治医生）后，在医教工作中就独当一面了，没有主任查房或三级查房。医生与医院的关系也不是固定的，医生有选择的自主性。

我最开始是留在哈佛的MGH任心内科医生助理和助教授，后来应聘调任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UNMC）心内科主治医生，授予副教授, 在那里第一年底就评为“Teacher of the Year”。工作4年后，又应聘去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授予正教授，任BMC的无创心脏科主任。在离别UNMC时一位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员工哭着说“I have seen doctors come and go......, you are a real doctor!”令我十分感动。

在BMC工作不久，病人和同事的赞誉引来了报社记者的采访刊登了《Following Her Heart：Dr. Leng Jiang has made her mark In two countries》，上报后又收到了许多病人和同事感人的信。后来在医院扩建的新盖大楼中的一个会议室以我的名字命名，门口挂着我这个华裔的名字。

你问我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我的回答: 我是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华裔，在学习和工作中保持着中国医生的勤劳与刻苦。

上图:在《Healthcare News》报上刊登的Dr.leng Jiang

下图:在BMC医院新扩建的大楼会议室门口挂着一个华裔的名字

记者：您是美国华裔心脏病协会（CNAHA）的创始主席，这个组织的初衷是什么？在促进中美心血管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姜楞：CNAHA成立于2006年，那时在美国从事心血管病临床或基础研究的华裔逐渐增多。协会的初衷是通过促进中美心血管的学术交流及成员之间的社交，大家联合起来心血管健康事业多作贡献。

在2007年的第一次会议上，许多中国专家前来祝贺，陈灏珠教授也亲临现场赠送亲笔题词：“当年负笈涉重洋，百练千锤育栋梁，结社华裔心协会，精研学术报家乡。”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厚望。

2007年陈灏珠教授亲临CNAHA第一次会议,赠送亲笔题词

此后我们在每年的美国心血管大会上（ACC、AHA、ASE、HRS）举办China Night，与国内来参会的医生们共庆和交流。我们也每年受邀派代表团参加GWICC和OCC，及许多省市和地区的学术会议，由于我们华裔的双语特色，讲述效果比老外好，交流更顺畅，也更受欢迎。OCC还专门搭建了“华语论坛”。

学术交流是双向的，近二十年来，国内的心血管专业迅速发展，不断创新，所以我们赴会的代表都感到由衷的敬佩，在这样的知识的盛宴中学到很多。

我们还曾把美国的心超学会（ASE）引进到长城会GWICC（ASE@GWICC），推荐美国心脏学会（ACC）代表参加东方会OCC，搭建国际桥梁。2015年ASE@GWICC荣获了“国际合作卓越奖”。我们CNAHA协会及个人（包括我）也屡获GWICC的奖项。2018年在OCC上，也给我颁发了CSC、CCA、和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授予"终身成就奖"。这是我生平中最崇高的荣誉，也是最惭愧的，因为在后面的近30年里我没有直接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啊。

CNAHA每年受邀派代表团参加GWICC和OCC的学术会议

2008年GWICC的 “国际合作奖". 和2018年在OCC上颁发的CSC、CCA、和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授予"终身成就奖"

记者：对于未来心脏超声技术的发展方向，您有什么预判？

姜楞：心超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随着成像技术和临床研究的进步不断发展，现已成为心血管病临床诊疗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先进的实时3D（4D）成像及3D打印、便携式超声心动图及可穿戴设备、多模态和融合成像、和人工智能（AI）等正在进一步完善，将能更惠及病人。

其中尤其是AI，近年来迅速发展，已从视图识别到测量分析、解读、疾病检测与诊断及作出报告，最近还发展了AI引导的图像采集，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实践，实现高效和自动化，带来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我们要不断学习和实践、用这些先进的武器做超能力的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病人。

我知道国内在这些方面很重视，前不久北大人民医院的朱天刚教授告诉我“今年9月19日，在国家卫健委的领导下，心内科医师心脏超声技术培训项目第一批基地遴选正式落地了。”我觉得非常好，这样能更好地与世界心超专业接轨，这也是石美鑫教授几十年的宿愿。因为国外的心脏科医生在Fellowship时期都要到心超科室轮转（根据个人打算将来的工作，可选择1-3级的培训），心超是心内科里的一个亚科，由心脏科医生和经专业训练的心超技术员组成。

AI的开发研究基于大数据，这方面国内有很大的优势。据我所知，中山心研所舒先红的心超团队每年常规心超27万人次，心超体检1.5万人次，总共约28万多人次/年！所以前景十分广阔。

记者：回望您的人生历程，最想与年轻人分享的人生智慧是什么？或者说是否有寄语送给现在的年轻人？

姜楞：回望我的人生历程，我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找到了我的最爱——从医（内科-心脏科-心超）为病人服务。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生智慧。我觉得我很幸运，尽管幼时体弱、被宠、成绩平平，后又几经波折，终能实现了近60年的从医职业生涯，前一半在中国，后一半在美国。

我感恩有良师益友的指点和关爱，有父母、兄弟姐妹及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我体会到在遇到挑战时总会有机会，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必须的准备就是平日里的学习。不断学习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来武装自己；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提高,和创新; 全面促进医教研。唯有不断学习和实践，才可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对于年轻人，我始终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看看如今的中山心研所葛均波及其团队吧！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我要说：未来属于你们，也寄厚望于你们，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持之以恒，砥砺前行。

结语

从那个在中山医院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到在美国挑战权威理论的国际专家，姜楞教授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路。然而最珍贵的，不是她获得的荣誉，而是那颗始终跳动的赤子之心。当她说出“最惭愧”三个字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华人学者最真挚的情怀。这份情怀，穿越了太平洋的距离，连接着故土与他乡。

姜楞

美国华裔心脏协会创始主席

医学博士(MD)，内科和心内科教授。1963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山医院内科工作。曾任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内科副主任和心超室主任,中山医院副院长和心研所副所长, 卫生部心血管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心血管防治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和医学教育内科学学科专家组委。曾于1982和199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进修。1995年获得美国ECFMG认证,后又获得内科、心脏科、心脏超声和 CT 的资格认证,在美行医执教。曾任美国Tufts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和Baystate医学中心无创心脏科主任。是美国心脏学院(ACC),美国心脏病学会(AHA),和美国心脏超声学会(ASE)智深会员。曾任AHA国际导师和ASE国际委员会委员,和美国华裔心脏协会(CNAHA)创始主席。曾发表292篇经同行评议的论文、摘要和专著，获得32个国内和国际的奖项。

[1]同济德文医学堂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1907年由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

[2]位育中学前身为1932年创立的位育小学，1943年扩建为五年一贯制中学。现为上海现代化寄宿制高级中学之一。

[3]上海市第二女中现上海第二中学，创建于1902年，前身为务本女塾，是近代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女子学校之一。

[4]上海第一医学院始建于1927年，原名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后于2000年并入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5]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年，原名南洋公学，1959年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办学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位列国家"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6]林兆耆（1907～1992年）内科学家，消化病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科学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内科学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主编了国内第一本大型内科学参考书《实用内科学》和第一本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内科学》。

[7]陶寿淇（1918—2000），浙江绍兴人，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1940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留美归国后历任阜外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主编中国首部《实用心脏病学》。

[8]陈灏珠（1924～2020），出生于香港，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心血管病专家，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9]浦寿月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心血管病学专家，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专科分会第1-3届委员。

[10]诸骏仁（1931~2020），江苏无锡人。内科心血管病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曾任国家心脑血管新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主任，是我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奠基人之一。

[11]孙瑞龙（1928—2008），中国心电生理与起搏学奠基人，完成国内首例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1965）及首例希氏束电图记录（1973）。

[12]石美鑫（1918—2014），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完成国内首例法洛四联症手术，研制首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