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季，邻居频频获奖，某些做“爱国生意”的专家也开始了狂欢。
项立刚抛出了“诺贝尔奖帮助不了科技发展”的高论。
饶毅教授抛出“25年后中国诺奖总数将超日本”的新预言。
按照饶教授的时间表，中国应该从今年起，每年1-2个诺奖，持续25年。
为什么说他是“新预言”？
因为黄维教授十年前的“国人获诺奖家常便饭”预言已沦为回旋镖。
更有“诺奖阴谋论”甚嚣尘上，指责评奖过程充满“偏见”。
一张张空头支票与自我安慰相映成趣。
自卑不可取，无知的自负本质也是缺少自信。
1934年，鲁迅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的悲观论调，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若先生在世，目睹此等光景，不知会作何感想。
从“他信力”到“自欺力”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在当今诺贝尔奖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曾相信“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就是科技强国，曾相信“科研经费持续增长”必能换来诺奖丰收，曾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而当这些迟迟未能兑现，便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否定诺奖。
好比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
“诺奖无用论”“诺奖阴谋论”，是不是一种“自欺力”？
被忽视的“脊梁”
鲁迅在批判的同时，笔锋一转：
“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今天，在聚光灯之外，在流量和热搜背后，依然站着无数中国的脊梁。
屠呦呦，在2015年以“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身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她的青蒿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523项目”，直到40多年后才获得诺贝尔奖。
她的获奖，不是对我们今天科研的评分，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科学家坚韧不拔精神的“迟来的加冕”。
不在乎论文数量，不追逐热点话题，不讨好流量与权力，只问真理与初心。
他们才是中国科学的希望。
“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
鲁迅警示：
“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今天的“状元宰相的文章”，包括那些充斥学术期刊的泡沫论文。
黄维教授保持着近3000篇论文的“高产”纪录。
以其学术生涯计算，平均4天完成一篇，让人疑惑“这是写论文还是写情书”？
与此对比的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一生仅发表了11篇论文。
有个段子说，孔子若生在当代，连高级职称都评不上，原因在于：
无学历学位证书，无教师资格证书；
经常外出游学，工作量不达标，教案不全；
虽有弟子3000，但贤才仅72个，优秀率仅为2.4%；
无课题，无学术专著，未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这种论文崇拜与绩效KPI，是不是鲁迅所批判的“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
诺贝尔奖青睐的是“原创性的、颠覆性的、彻底改变认知”的突破。
而我们的科研大多追求“能发表、能落地、能见效”。
换句话说，我们的科研是功利催出来的，而不是被“好奇心”驱动的。
当论文数量、项目经费、职称评定成为终极目标，科学或已死亡。
需要新的精神革命
鲁迅当年看到的，不仅是信心丧失，更是精神堕落。
今天，情况虽有不同，但精神困境依然存在。
柏杨曾以“酱缸文化”比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今天，“酱缸”的酸腐气味依然不绝：自己得不到的，便贬低为无用；自己理解不了的，便斥为阴谋。
王小波一生批判“傻人傻事”，譬如，“小时候，我有一位小伙伴，见了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
总有一些人热衷通过“道德表演”获得虚假优越感。
这种人虽然蠢，但其实并不傻。他们很清楚，没有什么比秀爱国更显得“高尚”，而且更廉价。
如果王小波看到今天这些奇谈怪论，大概会将其收入他的“傻人大全”中，并且会感慨：
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道德制高点上依然站满了蠢人？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剖析了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与“现实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常常表现为只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功利主义。
而科学本质常常“反其道而行之”，追求和犒赏的是长期主义。
诺贝尔奖成果的平均得奖年限是30年，满头银发几乎是标配，甚至有人因为“活得不够久”而与奖牌失之交臂。
日本诺奖井喷的现象背后，恰是长期投入的复利回报。
这些奖项的大多数奠基性研究成果，孕育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们要“退而结网”，实现真正的原创性突破，要找回“地底下”的力量——
那些不被媒体关注、不被流量追捧、默默耕耘的实干家。
正如鲁迅所说：
“自信力的有无……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屠呦呦的获奖，曾让不少人相信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了。
但1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等待第二个屠呦呦。
而当某些“高论”在平台助推下，形成了一场场“傻子共振”，我们不得不思考：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心态在作祟？为什么某些劣根性阴魂不散？
鲁迅先生若在世，大概又要拿起笔批判这新时代的“瞒和骗”：
骗自己、骗大众，最终连骗子自己也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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