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国之所以是中国，那些最基础的观念、最基础的词汇，基本上就是在春秋形成了、定型了。甚至说，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文化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也是在春秋的时候确立下来的。我们这个文明就相当于长江黄河的起源，从青藏高原上那么一片小沼泽、湖泊，渐渐地汇集万水，下了青藏高原，已经是奔腾不回，已经是江河了，方向已经确定。也就是说在春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牢固地确定了，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时代。就如同是一个现代的人、一个现代的孩子，去看古人、看我们的老祖宗。我甚至觉得，我的主要趣味不是知识性的，而是趣味性的。什么叫趣味性呢？就是说读书读到这一段，你忽然觉得这个人真有意思。
我们有时候历史读多了，光顾了信书，觉着它哪句都对，但实际上不是。历史读多了，你也能读出好多破绽来。其实那些当时的史家们，他们也有他们的破绽。所以我的兴趣是在这里。包括我在这里谈孔子、孟子，谈《诗经》等等。其实我都不是说，现在我要代表孔子来讲个道理，我要代表孟子来讲个道理，我正襟危坐听了孔孟的教诲，然后再把这个教诲来讲给你们听。我没那个意思，孔孟的教诲也不用我传达。反而是你读《论语》、读《孟子》，你读的时候你是个现代人啊，你等于是在和老先生、老夫子们对话，有些老夫子的话，你就是有不同意见。老夫子们的有些话，在逻辑上、道理上，还是有点问题的。
这当然一点不妨碍我们对老夫子们的敬重。正是由于我们敬重他们，我们把他们当成一个活的生活和思想的对象，他不是个偶像，他是个活的、思想着的人，我们才能够和他发生跨越古今的对话，甚至争辩。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这些圣贤——孔子、孟子，他们依然具有和当代的人、现在的中国人争辩的能力，这才是他们的生命所在。翻《古文观止》上来也是《郑伯克段于鄢》。这差不多是春秋的开头，是《春秋经》的开头，也是《春秋左氏传》的开头。我估计我们读这个课文、读这段文字，你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郑庄公处心积虑、老谋深算，就等着你犯错误就等着你作，作到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基本上是阴险的狠人，这样的一个政治家。但实际上你只要看《左传》，你仔细琢磨一下，真是看熟了，你就会发现这里真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左传》太能讲故事了。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其实前面还一个左丘明，那也是讲故事的高手，就是他都有强劲的叙事能力。其结果就是什么呢？它是把一个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事，在左丘明的叙述中，变成了一个几乎是紧锣密鼓、间不容发的这样一幕戏剧。
但是你回到生活，你回到人情事理，你想，一开始这个郑庄公也是个年轻人，刚登基的时候，也就是十几二十岁。然后这妈就偏心小儿子，一会儿给小儿子要这个，一会儿给小儿子要那个。搁着你，咋办呢？你不也得是能凑合就凑合，给他是吧？他要当总裁，那不行，他当总裁，我怎么办啊？那他要当个副总裁，行，让他当。一定是这个反应。但你要说这个反应里，就一定包藏了什么祸心，恐怕也谈不上。在左丘明间不容发的那种节奏很紧张的叙述中，那好像是刚给了他这，那边又来要了，然后他只好忍着再给，又来要。你觉着这好像是一年发生的事？不是，这是一个漫长的十几年间的事情。所以郑庄公在左丘明的叙述中，给人一个错觉，就是他是一个老谋深算、处心积虑的人：我想好了。我就让你多行不义必自毙，一直到了最后，我一巴掌把你“拍死”。实际上他在回避矛盾。每次都有人说不能这样下去，他说怎么办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吧。所以看到这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读历史，像左丘明也好，司马迁也好，他们可不光是伟大的史家，他们也是伟大的讲故事的人。他们那种强劲的叙事能力，有的时候实际上也扭曲了生活的本相、人的本相。

我读春秋中的人，会常常想起《荷马史诗》，乃至我有时候也会想起莎士比亚的那些历史剧。是在什么意义上想起？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我们春秋史上的这些人物，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戏剧性。他们身上都有那种人类基本的情感，人类基本的那种道德、欲望、力量，那种又基本、又单纯、又暴烈的呈现。所以我为什么在这要说“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呢？人，大家都好理解，所有这些都是人，但是春秋的人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人，和我们后来读唐宋元明清的史书，我们看唐宋元明清的电视剧里，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欣赏的那些人，有很大的不同。
春秋的人，他们身上真有一种神的那种气象。什么叫神的气象？就是春秋的人不苟且。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春秋的人一点都不油腻。不是说春秋都是好人，春秋坏人多了去了，“乱臣贼子”这个词就是从春秋来的。有坏人，有好人，有最纯洁的圣人，也有最凶悍的恶人。但是不管是好人还是恶人，都不油腻，都不苟且。哪怕这里作恶，那也是在山川日月下，被欲望和巨大的暴力所支配，展开暴裂的行动。没有那么多蝇营狗苟、千回百转的算计。你现在让我举一个春秋油腻的例子，我真举不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真是巨人。不是被后来过于精细复杂，过于“卷”的那种生活，弄得一脸的暧昧、一脸的算计，没有。
春秋乱臣贼子多，孔子痛心疾首。它确实也是乱臣贼子多，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脾气暴。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国君和一个将军下棋，下着下着就吵起来了。春秋时候的人，也没后边的人那么精，知道跟领导下棋，要让着，没这事，不让。下着下着，国君就落了下风了。国君落了下风了，这位将军就洋洋得意，各种片汤话就出来了。这位将军原来打了一次败仗，做了鲁国的俘虏。结果这国君要脸，国君也恼了，说你棋下得好，你有本事怎么当了人家俘虏呢？就这一句，这位将军脾气就上来了，当场拎着棋盘子，就把国君给“开了瓢”了。
这在明清从根上都不可能发生。皇上叫你下棋，你敢赢吗？你也不敢输啊，你还得输得好像是费了老鼻子劲，你才心悦诚服地输了。所以，看了像这样的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乱臣贼子”多。我们现在一说谁谁馋，有一个成语叫“食指大动”。这食指是可以自己动的。那也是一个大臣，去看国君，国君正守着一锅王八汤。味道一定是特别鲜美。这哥们食指大动，馋得要死。按说你一个国君把大臣叫来，你正在这儿喝汤呢，这汤也不是小碗，春秋时候肯定是一鼎里炖着呢，你就给人家一碗吧。不，就不赏。
食指大动的这哥们真的是馋得受不了了，直接就把这食指伸到了鼎里，蘸了口汤放到嘴里要尝尝。这就是大不敬啊。然后这位大臣，一边叼着这食指尝着这汤，一边往外跑，自己也知道这不靠谱了，大不敬了。侍卫那当然要追。追着追着，这个大臣就想，跑什么呀？这位大臣也是个莽汉，也是个敢打架、敢杀人的，一想，我也不跑了，掉过头去，把国君杀了。
我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知道春秋人都是什么脾气。这都是后边的人，不可能有，绝不可能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