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开头，闲聊一个题外话。
前几天和初中同学聚在一起喝茶，闲聊中，谈及了当年学校对学生的严苛。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旦只要有学生迟到，或者违反了哪条所谓的纪律，哪怕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犯错的学生脖子上都要被挂上一个超大的黑板，上面写着犯错的事由。
全校师生四面围着看，犯错学生就站在正中央，被广播重复不断地点着名字。
胖胖当时没犯什么事，但那羞辱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惩罚”的边界，只是觉得，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如此去折辱一个学生，终归不是教化之举。
如此记忆直至几年后，我才从《霸王别姬》、《活着》、包括金庸的《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一系列作品中，窥见了某种恶意的影子以及延续，这也是某些记忆里最拧巴、最怪诞的部分。
荒诞没有褪去，只是换了个壳子，在某些继承人的操作下，又活了回来。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校长，就像是某些历史阴影的保留地。
他们继承不了教育的火种，而是某种不堪的惩罚人的手段。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那些人的精神血脉，从未更新过，只是换了一身正派的外衣，继续干着无耻的坏事：在一个本该启迪的地方，去复制愚昧。
这是胖胖当年所见学校虐待其中的一种，是属于精神上的，这也是我在动笔之前联想到的一段不堪的记忆，胖胖用作开头，实属临时起意，不吐不快。
昨天，刷到一则关于肉体上的：
视频中，孩子们被一个接一个地踢倒，一个成年人在孩子面前用脚去“处理”孩子，这一连串的动作不是教育，它是暴力。
最终，蒙某行为被定性为暴力体罚，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中禁止肢体暴力的规定，后官方处置是解聘追责：
江南区教育局当日通报，对蒙某严肃批评教育并启动解聘程序，后续将吊销其教师资格证。
或许，在胖胖看来不能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体罚”，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施暴。
一个成年人，在校园的操场上，对孩子拳脚相加。
这是“教育”两个字最耻辱的时刻。
蒙某自己在家长群里解释，说是因为听错铃声导致班级迟到，学生没有按要求跑操，所以自己“情绪失控”。
这番解释，实际上他在潜意识里仍然觉得自己有动手的理由。
这按我看来，就不是情绪失控，因为教师的职业，本身就意味着对情绪的管理与责任的承担。
当一个成年人、一个被赋予教育权力的人，在操场上踢孩子时，他失控的不是一时情绪，而是职业底线。
这便是教育体系中最危险的思维残留：
教师掌握着“惩戒”的权力，却没有接受足够的情绪教育，也没有真正理解“教育”的边界，抽刀至更弱者。
教育惩戒权这几年被反复讨论。
有人主张要恢复教师的“威信”，有人认为现在的孩子太难管。
要我说，威信从来不是靠恐惧建立的。
一个靠暴力维持秩序的班级，只能培养出一群懂得服从的学生，而不是懂得思考的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也早已明确：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的体罚或变相体罚。
但为什么明文规定依然挡不住这种事一再发生？
因为制度的纸面力量，总是被现实中的人情、懈怠与侥幸消解掉。
暴力之所以反复重演，不是因为没人知道不能打学生，而是因为很多人仍然觉得：“打几下没什么。”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细节：
蒙某是“外聘教师”。
外聘两个字，看似无关紧要，却是整个事件的病根。
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不少学校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或者因为编制紧张，纷纷引入外聘教师。
这些教师多数是临时合同、待遇低、保障少，学校对他们的资质审查和心理评估往往形同虚设。
只要能上课、能带班，就算“够用了”。
而这样的“够用”，往往是风险的起点。
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系统培训、没有情绪辅导机制，却要他们承担与正式教师同样的教育职责。
出事了，学校一句“外聘教师已解聘”，轻描淡写；孩子的身心创伤，却被永久地归档在“意外事件”里。
这并不是第一次。
2023年梧州有教师殴打学生致脑震荡，2024年柳州一教师扇学生耳光、逼鞠躬。
这些都是在这则新闻中胖胖挖到的另外两起。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惊人地相似：
外聘、监管薄弱、师德考核形式化。
一次次的通报与整改，看似反省，实则止步于表面。
如果连准入机制都存在漏洞，那孩子就成了最容易受害的那一方！
当然，胖胖觉得还有一点，便是现在“教育惩戒权”的滥用。
当惩戒和暴力的界限模糊，教师就容易在“纠错”与“报复”之间滑坡。
一旦情绪代替理性，那学校便不再是教书育人的场域！
如果为人师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不配拿起教育的戒尺。
所以，这在我看来不仅是一个踢人老师的问题，而是那整套让人可以“情绪失控”而不被及时发现的系统。
为什么学校没有监测机制？
为什么外聘教师没有严格的准入？
为什么每次都是“已通报、已解聘、已道歉”？
这种重复的语气，本身就说明问题没有被解决，只是被掩盖。
通报里说，会“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但师德不是靠文件写出来的，而是靠制度落实的。
没有筛查机制，没有持续监督，再多的口号都只是空气，而如果教育的底线一次次被突破，我们所信任的育人场所，也就离安全越来越远。
解聘施暴者不是终结，而是起点。
满足于“一个人被处理了”并不是理性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类人会再次出现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三尺讲台不是暴力的舞台，它是唤醒、启发和保护孩子的地方。
任何以“管教”为名的暴力，都必须被制度、法律和舆论共同钉死。
我一直觉得，现在有些人对教育出了两种极端：
一种是过度包装的温情，动不动就要“感恩老师”“老师像妈妈”，另一种是毫无底线的暴力，动不动就要求“打骂管教”“小惩大诫”。
这两种，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把教师神化了。
神化的结果是什么？
当教师被推上道德圣人的位置时，任何情绪失控都会被美化成“为你好”，当教育变成一个一切都强调服从的系统，孩子是最方便被拿来出气的对象。
一个能在操场上随意踹学生的老师，或许不是个坏人，但一定是个被体制养坏的人。
当孩子成了纪律的试验品，那教育的意义就只剩下一个词：服从。
而当所有人都在服从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教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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