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8年9月，远征金川的川陕总督张广泗被铁链锁着押往京城。途经成都时，他望着曾经熟悉的总督衙门，想起1741年出征时曾对部下说：“此行不过半年，待平定金川，回京受赏。”如今却以囚犯的身份路过，不禁老泪纵横。
1690年，张广泗出生于汉军镶红旗一个普通旗人家庭。彼时的清王朝刚结束三藩之乱，正处于康熙朝的稳定期，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割据问题，已埋下隐患。谁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这个靠“捐纳”步入仕途的汉人，会成为乾隆朝边疆治理的“救火队长”，最终却沦为皇权之下的悲剧祭品。
1718年，28岁的张广泗耗费200两白银，捐得“监生”身份（国子监学生，具备做官资格），随后被分配至贵州，从最底层的“候补知府”做起。彼时的贵州，正处于“改土归流”的关键期。清廷试图废除世袭土司，以流官取代，这一政策的推行者，正是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
1728年3月，贵州台拱（今台江）苗族土司因不满流官强征赋税，聚集数千人攻陷县城，杀死流官。鄂尔泰调集清军镇压，却因不熟悉山地地形屡屡受挫。此时，任思州知府（今贵州岑巩）的张广泗主动请命，向鄂尔泰提出“分路进剿、招抚胁从”的战术：他亲率300绿营兵，沿苗岭山脉的林间小道潜行，绕到叛军后方，切断其粮草补给，同时派苗民向导游说普通苗众“降者免罪”。短短一个月，这场乱局便被平定，张广泗仅损失20余人。
这场胜利让鄂尔泰对他刮目相看。在给雍正的奏折中，鄂尔泰评价：“广泗熟谙苗情，善用山地，非寻常文吏可比。”1730年，张广泗被破格提拔为贵州巡抚，全面负责贵州“改土归流”事务。他吸取台拱之乱的教训，不再一味强推流官，而是采取“土司留任副职”的折中策略。让世袭土司担任流官的副手，既保留其部分权力，又纳入清廷管理体系。这一举措极大减少了阻力，到1732年，贵州已废除89个土司，设立23个州县，成为“改土归流”成效最显著的省份。1732年10月，雍正将张广泗调任云贵总督，管辖云南、贵州两省军政。
1741年，乾隆六年，川西高原的大金川流域（今四川阿坝州金川县）爆发叛乱。土司莎罗奔以“清廷偏袒小金川”为由，率部攻陷小金川土司官寨，随后又占领革布什咱土司属地，直逼四川雅州（今雅安）。消息传到北京，乾隆最初并未重视。在他眼中，金川“地不过千里，人不过数万”，派一员大将即可平定。而这个“大将”的人选，自然落到了有西南平叛经验的张广泗头上。
当年10月，张广泗以川陕总督身份，率领3万清军（其中绿营兵2.5万，土司兵5000）抵达金川前线。但当他站在大金川河谷的悬崖边，看到那些矗立在山巅的石砌碉楼时，才意识到这场战事远比想象中艰难。
金川的碉楼，绝非普通的防御工事。这些用当地青石砌成的建筑，高10-30米，直径5-8米，墙体厚达1.5米，可抵御当时最先进的劈山炮，碉楼共分3-5层，每层都有射箭孔和瞭望口，底层储存粮草和饮水，可支撑数月之久，更棘手的是，碉楼多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脊或悬崖上，清军要进攻，需先攀爬陡峭的山路，暴露在碉楼的火力之下。张广泗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描述：“每碉必据险而建，山径如羊肠，士兵攀登时，前队坠崖，后队难进，碉楼内箭石如雨，死伤惨重。”
1742年1月，张广泗调集5000清军，分三路进攻：中路正面强攻，左右两路绕后夹击。但中路清军刚爬到半山腰，就被碉楼内的金川兵用滚石和火药罐袭击，当场死伤300余人，左右两路则因山路结冰，士兵滑倒坠崖者达200余人。此战以清军撤退告终，损失近500人，而金川兵仅伤亡10余人。
金川地区冬季气温低至-20℃，清军士兵多来自陕西、甘肃平原，普遍出现高原反应。头痛、呕吐、呼吸困难，非战斗减员每月达10%，粮草运输更是难题，从四川成都到金川前线，全程800里，需翻越邛崃山、夹金山，每石米的运费高达20两白银（当时一石米仅值1两白银），且常因山路崩塌导致粮草滞留。到1743年，清军已在金川耗费军费800万两，却仅攻下3座小型碉楼。
1744年，张广泗借鉴“改土归流”时的经验，派人招抚金川周边的小金川、革布什咱等土司，试图孤立莎罗奔。但莎罗奔早已与这些土司达成秘密协议，表面上“归附清军”，暗地里却向金川输送粮草。1745年，张广泗又尝试“火攻碉楼”。派士兵夜间攀爬至碉楼底部，堆积干草纵火，但金川兵早有防备，在碉楼周围挖掘了防火沟，火攻屡屡失败。
战事一拖就是6年，到1747年，清军军费支出已达2000万两，相当于清廷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乾隆的耐心，也逐渐耗尽。在给张广泗的朱批中，乾隆的语气从最初的“宽心进剿”，变成了“朕看你如何收场”。此时的张广泗，已从“西南柱石”，沦为乾隆眼中“办事不力”的罪人。
1748年3月11日，富察皇后在东巡途中病逝于山东德州水驿，乾隆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性情也变得暴躁易怒。恰在此时，金川战事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张广泗率军进攻金川核心碉楼。刮耳崖，再次失败，损失1200人。
乾隆认为，张广泗“久战无功”，是因为“缺乏朝廷重臣督战”。4月，他任命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督战。讷亲是满洲镶黄旗人，出身名门（遏必隆之孙），深得乾隆信任，但他从未有过军事指挥经验，更不了解山地作战。乾隆的这一任命，不仅没能扭转战局，反而引发了一场致命的“督抚之争”。
4月25日，讷亲抵达金川清军大营（今四川金川县城南木果木）。他一到任，就推翻了张广泗的“围困战术”，主张“速战速决”：“我朝大军所向披靡，岂容小小土司久抗？当集中兵力，强攻刮耳崖，一战定乾坤。”张广泗当即反对，他拿出地图，指着刮耳崖的地形说：“刮耳崖三面环山，仅一条小路可通，金川兵在路口建了3座大碉楼，强攻必遭重创。”
两人的分歧迅速升级为权力斗争。讷亲凭借“经略大臣”的身份，强行接管指挥权，下令5月21日发动总攻。他调集1.2万清军，分五路进攻刮耳崖，自己则在大营中等待捷报。战斗打响后，清军再次陷入困境：中路军被碉楼火力压制，寸步难行，右翼军误闯金川兵设置的陷阱，300人被滚石砸死，左翼军甚至未遇抵抗就因恐慌溃退，自相践踏死伤500余人。此战持续两天，清军损失3000人，仅攻下一座小型碉楼，而刮耳崖仍在金川兵手中。
讷亲恼羞成怒，却将失败归咎于张广泗“不配合”。他认为张广泗故意让部下消极作战，以证明自己的战略正确。而张广泗则对讷亲的“瞎指挥”极为不满，索性交出部分兵权，仅负责粮草供应，对军事决策“不闻不问”。这种内耗，让清军的战斗力雪上加霜。
6月3日夜，一场更耻辱的事件发生了：几十名金川兵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清军木果木大营，不仅杀伤了50余名士兵，还抢走了3门劈山炮（清军的核心武器）。此事传到北京，乾隆在奏折上朱批：“闻之骇听！3万大军，竟防不住几十贼寇，张广泗、讷亲罪无可赦！”此时的乾隆，已下定决心。要拿这两人开刀，以平息朝野对金川战事的不满。
1748年8月，乾隆下旨：将张广泗、讷亲押解回京，交刑部审讯。9月，张广泗被铁链锁着，从金川启程。途经成都时，他望着曾经熟悉的总督衙门，想起1741年出征时的场景。当时他曾对部下说：“此行不过半年，待平定金川，回京受赏。”如今却以囚犯的身份路过，不禁老泪纵横。
9月15日，张广泗被押至北京瀛台（今中南海瀛台），接受乾隆亲审。此时的他，头发已花白，身上带着旅途的伤痕，跪在冰冷的地砖上，竭力为自己辩护：“陛下，金川碉楼非人力可破，臣曾请造冲天炮（红衣大炮），可轰塌碉楼，但工部至今未送来，且土司勾结，粮草难运，臣虽尽力，却难敌天险与人祸啊！”
乾隆却根本不听。他拍着龙椅，厉声质问：“你拥兵3万，耗时7年，耗银2000万两，仅破3碉，还有何言？讷亲不懂军事，你为何不劝阻？反而袖手旁观，见败不救！”随后，讷亲的证词被呈上。讷亲为了脱罪，谎称“张广泗故意隐瞒军情，导致进攻失利”。张广泗气得浑身发抖，却无法辩驳。在皇权面前，他的辩解早已苍白无力。
乾隆之所以必欲处死张广泗，除了战事失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一，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需要一个“祭品”来宣泄情绪，转移朝野对“国丧”的过度关注，其二，张广泗是“汉臣”，且为“捐纳出身”，在满朝文武中缺乏根基，处死他不会引发满洲贵族的反弹，其三，乾隆想通过处死张广泗，震慑其他边疆将领，强化皇权对军事的控制。
1748年12月28日，乾隆下旨：“张广泗久战无功，玩忽职守，致损兵折将，着即处斩。”当日午时，张广泗被押至菜市口（今北京西城区菜市口大街），行刑前，他望着皇宫的方向，长叹一声：“金川之败，非我之过，乃天险难越，皇权难违啊！”随后，刽子手刀光落下，这位曾叱咤西南的封疆大吏，最终身首异处，时年58岁。
而讷亲的结局，也并未好到哪里去。乾隆虽念及他的满洲贵族身份，未将其公开处斩，但仍赐其“自尽”。1749年1月，讷亲在狱中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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