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邝平樟夫妇
文 | 徐泓
1945年9月，燕京大学复校后，历史系翁独健、邝平樟章夫妇住进了燕南园66号楼。
夫妇二人皆为“老燕大”：1920年代末接踵考进燕京大学历史系，1930年代中期接踵赴美留学。1939年翁独健、邝平樟在瑞士结婚，1939年夫妇二人回国，翁独健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从1945年至1952年在燕南园住了七年，此间翁独健受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年以后一度出任燕京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
翁独健，原名翁贤华。祖籍福建省福清县，少时家境贫寒，三岁时又患了小儿麻痹症，行走困难，主要靠二姐丹秋背着他走。但他意志弥坚，志向高远，刻苦自励，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先后毕业于私立福清融美中学和福州英华中学。
1928年，翁独健又以高分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翁独健。
1929年秋天，燕大新闻系学生萧乾第一次在未名湖畔结识翁独健，首先就对他的名字发生了兴趣：“大凡身残之人，最忌讳人们注意到他在生理上的缺陷。这是人之常情。然而独健非常人，对于自身的残疾，他采取的是不屈服、不示弱，也就是积极的态度：一只脚跛了，我照样可行万里路。”
当年，在学术氛围甚浓的燕园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并取《圣经故事》中的“盲跛相助”为横批。
对联前一句指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吴世昌，后一句指的就是翁独健。吴世昌眇一目，翁独健跛一足，二人都学业出类拔萃，且在均斋住同一个宿舍，这副对联堪称巧思绝对，广为传颂。据周一良先生考证，这副对联的作者是他俩的同窗好友邓嗣禹，后留学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生，成为贯通中西文化的学者。
燕京大学历史系名师（前排左起）洪业、容庚、张孟劬（尔田）、邓之诚与学生合影。后排左起：余逊、谭其骧、姚曾廙、王锺翰、齐思和、聂崇岐、许宝骙、陈絜（1937年）
此处的“龙门“，也有人解为”洪门“。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邓之诚、洪业、陈垣等都在此执教。翁独健入学不久，就被洪业先生破格吸收参加《道藏子目引得》等的编纂工作，列为门下弟子。
洪业先生曾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
翁独健也很崇拜洪业先生，因而模仿其举止，每天烟斗在手，吐雾吞云，终身如此。余英时曾受业于翁独健，他说自己抽烟的习惯就是翁独健传给他的，因为上课时，翁独健总是给学生发烟。
在洪业、邓之诚、陈桓先生的指导下，翁独健选择了蒙元史为主要的学习领域，成为蒙元史研究的拓荒者。
多年以后，他在《我为什么学习元史》一文中说：
我对蒙元史研究有兴趣是从大学时开始的。大学一年级听陈垣先生“中国史学评论”的著名课程，课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
洪业先生想把中国历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个有学术前途的学生去研究，他并分析说：中国史研究中，先秦和近代研究较多，中间薄弱，特别是辽金元更为薄弱。于是翁独健选择了蒙元史研究，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很快有了成果：1932年，他撰写的《元田制考》学士论文，内容翔实，广博好评。1935年，他撰写的《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硕士论文，考核精当，分析细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35年翁独健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即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蒙元史。按照校方规定，他一口气修完两年的必修课，接着用一年的时间就交出了近10万字的论文《爱薛传研究》，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广泛收集中外各语种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证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徒爱薛的事迹，至今还是非常有用的英译蒙元史著述。
在美留学的三年，由于学习成绩年年优等，翁独健获得了较高的奖学金，但他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并经导师介绍教人中文，积攒了一笔钱，得以求医于波士顿一家专治小儿麻痹症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痼疾无法根治，但术后行走比以前容易了。
1936年夏，原来同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的邝平樟也来美国深造，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一人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一人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虽然同在美国东部，但相距600余公里，多靠鸿雁传书，很少见面。邝平樟回忆说：“为了不影响学业，我们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缱绻缠绵，也没有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甚至为治疗颠跋，他在波士顿动大手术时，也没有让我请假陪侍。”
1938年博士学业结束，翁独健即赴法国，入巴黎大学和东方语言学院深造，受业于著名汉学家保尔·伯希和。保尔·伯希和告诉他，蒙元史是一门国际学问，研究它要懂得汉文、蒙文、波斯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还要掌握诸如英、法、德、俄、日等国语言。尽管翁独健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已精通英、法、德、俄、日等多国语言，但经保尔·伯希和如此点拨，他决心沉下心来，系统研读相关国家的语言。
翁独健留学法国，正值欧洲历史研究兰克史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受其影响，曾对早期的学生齐士荣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伯希和去世后，翁独健写过一篇悼词，他谈到伯希和的治学方法时说：“然详释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精通亚洲，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搜求之应用。论者颇有以偏狭为先生之学病；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此正为先生长处，奚足为先生病。”翁独健从巴黎回国后开展的《元典章译语集释》《元典章人名考释》研究，正是伯希和治学方法的应用，可惜这些文章大部分没有发表。他后来的蒙元史研究始终坚持了乾嘉史学、兰克史学的“穷极史料、一丝不苟、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
在法国的这段求学很辛苦。被称“花都”的巴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翁独健天妇避开喧哗，住在拉丁区邻近巴黎大学的一间普通公寓中，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经常自己动手烧饭吃。
1939年，抗日烽烟四起，翁独健夫妇满怀报国之心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辗转于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太平洋、好望角，终于回到了暌违四年的祖国。
1945至1952年，燕南园留下了翁独健一家不少的故事，尤其他家的四位千金和一只大黄狗。住在61号的赵宗平（赵承信之女）说：“他家有四个小孩，都是女孩，老大比我小一岁，漂亮、活泼、很会唱歌、很能表演。他们家有一只大黄狗，大家叫它老黄，总围着四个姑娘转。”
住在燕南园近邻冰窖胡同12号的杜森（杜连耀之子），和翁家大女儿在燕大附小同班，他向我一一道出翁家四朵金花的名字：翁如璧、翁如琳、翁如兰、翁如琏。他还说：我从小到大，女生里最佩服的就是翁如璧。她聪明极了，不用功，但功课特别好。手工课也很棒，做的一个显微镜，像极了。
1962年翁独健全家合影
说到翁独健伯伯，杜森回忆：“他管孩子很严。有一次，翁如璧不知从哪儿学会了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解放区的歌，她给我们唱，还说歌词里的“打倒法西斯”，法西斯就是蒋介石，翁伯伯听见了，一把就把她揪走了。翁如璧想学历史，翁伯伯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你学不了历史。”翁如璧高考成绩不够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哭不止，当时翁伯伯已经当了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她想请父亲帮忙遭到拒绝，乖乖地上了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在北京建筑设计院，成为一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建国门外大街那座巧克力大厦，就是她的作品，
杜森的叙述信息量很大，包含着翁独健1949年前后的两段经历。
燕京大学复校后，翁独健回到历史系教书时，他的政治态度鲜明，被中共地下党归于“思想进步、民主教授之列”。
据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丁磐石回忆，当时的燕京大学地下党员曲慎斋、项淳一等以党员的身份与翁独健保持密切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和地下党小组经常借用燕南园66号翁独健家的客厅召开秘密会议。丁磐石说：“我那时候经常到他的家里去，很多解放区的广播，我都是在他家听的，1947年，毛主席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我们就是在翁独健教授的家中听的，当时翁独健教授家的客厅里坐满了我们的同学，大家听得非常兴奋。”
翁独健帮助不少学生去了解放区。丁磐石没有等到毕业也要去解放区，到翁独健家告别：“翁先生当时正在散步，我跟他讲了我要走的事情，他说：“你要走，我赞成。走吧，大形势就是这样，应该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
据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那些燕大校友回忆，翁独健多次和雷洁琼等思想进步的教授一起，动员燕京大学中外教授发表声明和宣言，声援学生的罢课、游行。
1948年8月，六七百名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封锁了燕京大学，要求进校搜捕进步学生。当时有人提议，让一两个情节较轻的被通缉学生出来自首，借此解除对学校的封锁，好让其余被通缉的学生脱身。翁独健听说后坚决反对。后来，在翁独健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进步教授的共同努力下，被通缉的燕京大学进步学生全部转危为安。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翁独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燕京大学护校指挥部担任总指挥，在师生中享有很高威望。
1949年8月31日，翁独健与何戍双、罗常培等12位知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感想》，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中国，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团结广大工人、农民，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反动残余势力作斗争，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北平后的政权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翁独健以后的经历，我在写母亲的家族史《韩家往事》，写到曾任北京盐业银行经理的外祖父韩诵裳时，意外地发现我的外祖父有一段往事竟和翁独健有所重合：
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按照民主协商的原则，全体代表以无记名联记方式选举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委员。选举结果当场宣布，聂荣臻当选市长，张友渔、吴晗为副市长，薛子正、牟泽衔、罗瑞卿、程宏毅、王文斌、梁思成、严镜清、翁独健、韩诵裳、徐楚波为政府委员会委员。12月9日新政府宣誓就职。
当时舆论界对进入新政府的五名非中共人士有所分析：梁思成的当选，舆论普遍认为新政府要对教育和建设事业下大力气了。其他四位，严镜清代表医药界，翁独健代表高等教育界，韩诵裳代表工商界，徐楚波代表中小学教育界。
翁独健在当选北京市第二届人民政府委员时，已是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在燕京大学风云变化的1950、1951、1952年，如何选择、如何站队，翁独健的名字在家里会被父母提及，“听听他的意见”。以至少不更事的我，在混沌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这个奇怪的姓氏与响亮的名字。
至于翁独健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我在《燕大校友通讯》上看到一条信息：解放后彭真市长亲自去他家，请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屡辞不获，终于出任。翁先生有自知之明，不宜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来坚决辞职，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专任教授，又在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发生后，幸亏他已辞去教育局长之职，否则很难不被扣上“走资派”或“与党争夺领导权”之类的帽子，遭到折磨。他逃过了这一劫，比较平安地度过了“文革”风暴，实是幸事。
上网查询，翁独健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任职起止时间，公开文献中没有明确记录，“结合其经历可知，这一职务是在他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之后、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
以后的履历：1956至1966年翁独健受命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翁独健任副所长。
搜罗多篇学生们回忆与纪念翁独健先生的文章，集中在他讲课的风采：翁独健开设过多门历史学以及相关课程：如史学入门、中西交通史、世界史、蒙元史、辽金史、亚洲史、俄国史、中亚历史语言研究、中西文化关系史、史学方法等。
他口才极佳，风度不凡，上课常穿西装，领带后片总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进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一头，把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捋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把学生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他那深入浅出的阐述、形象生动的比喻、幽默诙谐的谈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每逢他上课时，不但教室里座无虚席，就是走廊、窗台也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
翁独健一生治学，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个人著述很少，除了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用英文发表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也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发表在《燕京学报》，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而且翁独健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
作家张承志是翁独健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首次招收的四名研究生之一。他说：从1978年考上先生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先生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他著名的烟斗”。张承志说：“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
或许谜底就在翁独健先生的书房，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但问耕耘斋”，寓意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暮年的翁独健主持翻译出版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拉施特的《史集》，组织《马可波罗行记》的汉译以及《全元诗》的编辑，尤其全力以赴参与了点校《元史》。在此过程中，他查阅了200多个不同版本，共出校勘记2600余条，可谓“一字之订千滴汗”，为学界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元史》点校版本。
张承志说：“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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