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提到的部分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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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部分文学作品

一本经典名著带给后人的,除了审美的愉悦,还有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提出的“影响的焦虑”。从新的角度呈现新形势下经典作品中的故事是很多作家的选择。在这方面,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作了很多尝试。

库切于1983年凭借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99年凭借小说《耻》两次获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库切是一个被作家影响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影响其他作家的“作家中的作家”。他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借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之口提出:“我们不可能永远寄生于经典作品中。我自己正在摆脱经典的负担。我们得从事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发明。”

重写《鲁滨孙历险记》:“缪斯是女神也是男神”

鲁滨孙的冒险经历为大众所熟知,跟笛福和他的小说《鲁滨孙历险记》不同,库切不仅在小说《福》中恢复了笛福的本名(笛福在自己的名字“Foe”前加了表示贵族的“De”,于是有了人们熟悉的“Defoe”),还发现了被笛福隐藏的女主角苏珊·巴顿。只是库切没有让鲁滨孙回到文明社会,而是死于途中。

《福》用苏珊·巴顿的第一人称进行讲述。苏珊·巴顿流落荒岛,被星期五救起。回到英国后,苏珊·巴顿想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但自身缺乏写作才能,于是找到了小说家福。她认为:“缪斯是女神也是男神。我不想成为我故事的孕育者,我想成为引发者。这个故事不是由我来写,而是由你来写。”但福将苏珊·巴顿的故事分为5个部分:“女儿的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遇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福还强调:“小岛上发生的事情不足以成为一个故事……如果只写荒岛上的经历,仿佛在描写一艘日复一日在大海中漂泊的船,某一日船因为进了水,便无声无息地沉入大海了。”当初笛福用第一人称写出了《鲁滨孙历险记》,如今却觉得没有意义,于是改为写一个母女重逢的故事,库切正是在互文阅读中解构了原著。

笛福的影响还体现在库切的其他小说中。库切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就是围绕笛福和《鲁滨孙历险记》展开的。库切在提到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时说:“《雅格·库切之讲述》(《幽暗之地》的第二部分)就像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在写作中笛福也花了一些精力伪造了权威记录。”库切还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提到:“描写细节,让这些细节的含义自动显现出来。这是由丹尼尔·笛福开创的写法。”

向卡夫卡致敬:“就在我们沉睡的间隙,卡夫卡保持着清醒”

一些学者注意到,库切的小说《耻》第22章的结尾,正是卡夫卡的小说《诉讼》式的结尾:

“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

《耻》被收入由兰登书屋打造的“Vintage经典名著”系列,封面正是一条狗。

库切在给作家保罗·奥斯特的信中提到:“我曾经为书中的一个人物取名K(迈克尔·K),想重拳出击,一举夺取卡夫卡曾经对它的所有权,但是并不太成功……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命运……唯有你在临终之际,才能意识到被叫做‘帖木儿’或是‘约翰·斯密斯’或是‘K’的真正含义。”库切提到的是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主人公的名字迈克尔·K来自卡夫卡小说中的约瑟夫·K。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挑战看作对话、致敬。

约瑟夫·K对食物的态度来自卡夫卡的小说《饥饿艺术家》。《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营地医生分析认为:“为什么这个人显然饥饿至极,他却不愿意吃东西……你在偷偷地哭喊,要求一种不同的食物,一种任何军营都无法提供的食物,你却对自己的意识本身一无所知(原谅我用这个词)。你的意志保持着随遇而安的态度,但是你的身体却在哭喊着要吃到它自己的食物,而且是唯一的食物。”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第八课《在大门口》的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小说《诉讼》第9章,并曾以《在法的门前》的标题将其单独发表。小说中,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认识到了卡夫卡作品的独特性所在:“就在我们沉睡的间隙,卡夫卡保持着清醒;那正是他切入现实主义的地方。”

摆脱经典的负担:“面向永恒的努力”

对作家来说,经典是需要超越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奥德赛》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小说《尤利西斯》,库切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进一步提出从女性视角看待《尤利西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开篇就介绍了主要人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代表作是《爱可尔斯街的房子》。《尤利西斯》是从利奥波德·布鲁姆的角度展开,《爱可尔斯街的房子》则是从他的妻子马伊蓉·布鲁姆的角度展开。库切甚至认为:“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几乎像是嫁给利奥波德·布鲁姆了,伊丽莎白·布鲁姆,布鲁姆的第二任妻子,幽灵一般。”对经典有认可,同时认为这是自己早期的作品,当《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的主持人提到《爱可尔斯街的房子》的时候,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心中是有所不满的,呈现出既致敬又焦虑的心态。

库切的“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是受到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模式的影响而创作的。《夏日》中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真的相信?”他问,“这本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

“我相信。”我说,“一本书应该是一把斧头,它能劈开我们内心的冰海。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是面对时间的一种拒绝的姿态,是面向永恒的努力。”

其实这句“一本书应该是一把斧头,它能劈开我们内心的冰海”源自卡夫卡。卡夫卡曾说:“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在我们脑门上猛击一掌,使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这句话也是库切的态度,体现了他对文学的信心。库切还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提到:“写作是终其一生的劳作。”

对文学的信心来自对人的信心,正如《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写:“他(库切)以众多作品呈现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人们在今天还需要倾听文学的回答,正是基于这种力量。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时代的幸运。

作者 党云峰 文/图

来源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