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经评定共有1614名开国将帅。他们在革命历程中各有建树，其中十大元帅因军衔最高、作用关键，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十大元帅的能力与贡献方向各有侧重：有的擅长统战，有的专注政工，有的精于指挥。但在革命初期，真正能凭借自身能力与威望自主拉起队伍、解决“从无到有”问题的元帅，仅有三位。这三人也是唯一能让毛主席在内的所有人都尊称为“老总”的元帅——朱德、彭德怀、贺龙。
这三位元帅与其他元帅存在本质区别：他们是将自主组建的武装力量完整交给党，为党提供了“初始队伍”；其他元帅则更多是在党已有的部队基础上，承担统帅或领导职责。
朱德出身滇军，入党前就担任过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积累了丰富的从军与治军经验。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他虽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但该军并无实际作战人员，属于空架子。陈毅后来回忆，当时朱德在起义军中地位不算高，众人更多是因他是老同志而保持尊重。
真正让朱德展现非凡能力的，是起义后的南下过程。他奉命留在三河坝，率领25师阻击国民党追兵，为主力部队向潮汕方向进发争取时间。按计划阻击三天后可追赶主力，没想到传来的却是主力溃散、两部失联的消息。
彼时，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因局势凶险心生退意，决定离队。失去核心领导的队伍人心涣散，不少人提议原地解散，认为这样目标更小、更易逃脱。关键时刻，朱德站出来稳定军心，他向士兵们分析：“放下武器绝非生路，只有集中突围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部队转移至江西安远天心圩时，原先2000多人的队伍已仅剩千余人，且仍有师长、团长带头逃跑。朱德再次成为“定海神针”，明确表示“愿意走的不强求，想革命的跟着我”，还以俄国革命为例传递信心：“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陷入黑暗，但1917年最终成功；中国革命现在虽处低谷，只要保存实力，迟早会迎来曙光。”
最终留下的800多人意志坚定，他们并非最初就属于朱德的部下，而是被其信念感召才凝聚在一起。之后，朱德带领这支队伍经历赣南三整、湘南起义，最终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成为革命重要的“火种”。
彭德怀出身湘军，在旧军队中以侠义作风闻名。1928年7月22日，他领导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等部在平江城举行起义。起义第三天，部队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同年10月，红五军与平江、浏阳一带游击队合编为3个纵队。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第一、三纵队赶赴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此时的井冈山刚击退两次“会剿”，伤亡惨重，红五军的到来让革命力量得以快速恢复。
后来形成的红一方面军，源头主要来自三部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彭德怀创建的红五军。三人也被形象地称为红一方面军的“原始股东”，这也是彭德怀后来能与朱德长期担任人民军队正副总司令的重要原因。
贺龙同样出身旧军队，且在革命初期展现出极强的队伍组建能力与号召力。南昌起义时，他以总指挥身份，率领自己此前自主带出的队伍投身革命，成为起义中的重要力量。
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遭受重创，队伍基本溃散。1927年11月，贺龙辗转抵达上海，主动向中央请求返湘重建武装。他阐述理由：湘西北地理人情熟悉，有旧部和军事骨干，且对蒋介石等反动派从心底不服气。尽管共产国际代表担心他“变军阀”，但周恩来力挺：“如果要变，他早就变了。”
1928年1月，贺龙与周逸群等人返回湘西。抵达桑植洪家关后，他召集亲朋旧部，一句“退下子弹，跟我干革命”便凝聚起队伍。随后，他领导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当红六军团赶来会师后，两支队伍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成为我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虽为军事型人才，却均无革命初期自主拉队伍的经历。林彪在南昌起义时仅担任连长，且有上级王尔琢领导，直到王尔琢牺牲后地位才有所提升，他的原始作战班底始终由党提供。
刘伯承虽在旧军队中曾任军长，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但南昌起义时并未带领自己的队伍参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参谋战线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独当一面，承担起发展八路军129师的重任。而129师的前身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刘伯承能领导这支部队，核心原因是党的任命。
徐向前练兵能力突出，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方面军总指挥，但他并无自主拉队伍投身革命的经历。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因未接到命令未能参与；后来赶上广州起义，也仅担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职务不高。1929年奉命抵达鄂豫皖时，许继慎、旷继勋等人已在此打下基础，他之后能逐步升至总指挥，同样依赖党的任命。
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的主要贡献并不在军事指挥领域。从革命初期开始，他们就没有自主拉起队伍参与革命的相关过程，更多是在政工、统战、参谋等岗位发挥作用。
在人民军队的初创阶段，朱德、彭德怀、贺龙三位元帅的贡献具有“雪中送炭”的意义。他们凭借自身能力与威望，自主组建武装力量，再无私交给党，解决了“从无到有”的关键问题。
三人在旧军队时期就已积累了一定的威望，无论是军事能力还是个人品格，都得到了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所有人的认可。“老总”这一称呼，对他们而言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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