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确实比较爱喝酒，而且控制不好酒量，喝大了照样会“发酒疯”。这个无需为他遮掩什么，材料与事实俱在，也遮掩不了。大抵只能说，没有人是完人，任何人说另一个人是“完人”的，在我看来都系未经世事的老天真。实际上，但凡“牛人”，基本上都是优点极明显、缺点也极明显的，甚少例外。要没了人间烟火气，“人”都难当，更别说“完人”了。从这一点看，杨绛透露给钟叔河的那个“小道消息”，除了信息源不会太低端，也并非全然胡说。我也不怎么信，但没有那种“脑残粉”心态，觉得可以聊备一说。
再牛掰的人，也总有一些小毛病、小缺点。更何况，爱喝酒或即便会“发酒疯”，也谈不上什么人品缺陷，不必刻意美化，也无需特意丑化，更无需上升到人格高度，除非确信做了什么悔之无及的事。照另一绍兴文豪张岱说法，“人无癖不可与交”，爱好杯中物，不过癖好一种罢了。鲁迅生平就是“烟酒不分家”的，所谓“漏船载酒泛中流”毋宁视为一种实录。从这个方面讲，鲁迅的自制力自然也是不够的，因为烟酒简直催命符，他年仅56就去世，直白说就是烟酒给催的。他中年以后，屡屡胃病发作，医生诊断结果就是要戒烟酒，可他就是不戒，最终也死于肺病。最可惜，许广平成为伴侣后，也未能有效制止烟酒，反倒是近乎赞许的态度，最后听之任之了。当然了，许广平后来也很后悔，觉得自己包办“烟酒”，还买的都是廉价品，最终害了鲁迅。
从现有记录看，绍兴周家并没有什么遗传病，也普遍长寿，基因是很不错的，鲁迅这个寿命是很意外的。他的两个弟弟，小弟周建人活到了96岁，二弟周作人算意外提前，也撑到了82岁。当然了，他们的生活也克制多了，不仅极少熬夜什么的，烟也几乎都不沾，所以能长寿。周建人也爱喝点，但应该不至于酩酊大醉；周作人中年之后，干脆连酒都戒掉了，只是偶尔喝点茶。他们两位，一个是科学从业者，另一位则是养生学的拥趸，本身都挺注重这些细节，能避免就避免。鲁迅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辈子烟酒茶都太猛，不能够很好地节制，当然就天不假年。若非那些过度到不良的嗜好，我觉得他至少可以多活20年，以他平均每天1千字的写作进度，起码还可以再写出3千篇+文章。还有人说文人必须喝酒，那是混账话。
绍兴是黄酒之乡，那里的人有事无事都爱喝点，鲁迅应该是自小染有这嗜好。他爹周伯宜酒量就很好，据说每次饭前必先喝酒，黄酒能干上一斤，白酒四两也小意思。鲁迅是长子，受此“熏陶”，想不爱喝都难。他少年时代写的那几篇“佚文”，几乎都与酒有关，过的真是“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潇洒日子。鲁迅什么酒量呢，据鲁学专家萧振鸣的说法，大概就是“一斤绍酒”。留日时，他嫌那边的清酒味淡，倒是喝不多，进京之后，既是孤身一人，又苦闷于家事国事天下事，那酒就喝得凶了。鲁迅是1912年5月5日赴京任职的，《鲁迅日记》也是从那时开始记录，此后出现了大量饮酒的记录。他是白天喝，晚上也喝，众人聚餐时必以酒助兴，一个人时也要喝闷酒，这也是一个真实的鲁迅。烟，他自然是“手不停挥”的；而对于酒，他也多数一喝就是“开怀痛饮”。
或许在京喝的多是度数高的白酒，他几乎每喝必醉，日记里弥望皆是“小醉”、“甚醉”、“颇醉”、“回寓呕吐”之类醉酒记载。甚而至于，他还经常通宵独自喝酒，“不寐饮酒”、“夜失眠尽酒一瓶”，诸如此类在所多有。与人聚餐时，一时喝高了，“发酒疯”的记录也不是没有。1925年6月25日那天，《鲁迅日记》只写了“端午，休假”四个字，实际上那日他在家宴请了亲密5个女学生吃饭，都是他熟悉的，有许广平、许羡苏、俞芳姐妹等。席上开始喝葡萄酒，继之又喝黄酒，后面还喝了白酒，“混酒”上阵一杯杯下肚，任何人都要醉。醉后的鲁迅，也“发酒疯”，先是拳头击打俞芳姐妹脸颊，接着又“按住许广平的头”，反正都挺胡闹的。许羡苏比较矜持，为此还愤而离席。还有一次，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席上有人和鲁迅“赌酒”，鲁迅也是醉到胡言乱语起来，颇为失态地“举着拳头”大喊说“还有谁要决斗！”再往后，他和林语堂闹翻，实际也是在酒席上。据在场的郁达夫回忆，当时的鲁迅“也有了一点酒意”，疑心林语堂讥讽他，最终不欢而散，多年老友就此分道扬镳。说来说去，好酒而不加节制，这么白日放歌纵酒，看似很文人雅士风范，可总是要误事的。
鲁迅自己也清楚烟酒的危害，但是已经有瘾，是想戒也戒不掉了。他本是留洋医学生，只怕比任何人都晓得其中利害。他文章表悔过，觉得喝酒纯粹是“带着自暴自弃的气味”，且也知道“酒精已经伤害了肠胃”，实在要不得，可他自己控制不住了。他也很自责，总觉得是自制力不够，所以在热恋时分曾对着许广平检讨说，“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云云。要说戒不掉的根子，实际也难说是自制力问题，而是鲁迅本人就没有诚心努力戒过。他是思想上陷入了误区，总觉得戒掉烟酒，生活将了无生趣，“倒还不如生病”。如此心态，如何可以戒除不良嗜好呢？

所以，从这一点看，还是那句反反复复到无聊的结论：鲁迅自然也是平常人，身上照样很多我等常人的毛病，绝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也不会总是“浑身静穆”的。杨绛的“小道消息”也好，胡文辉的“推波助澜”也罢，都属于可兼听则明的范围，实无必要动言人家“别有用心”。一介草民，还能用上啥“心”？而且，我也相信一种说法，历史疑案到底与现实判案不同，不当一概“疑罪从无”处理，因为现实中的官司，一是一二是二，务必得确凿无疑的，而历史问题的追索只能是达成“真相最大可能性”，假若都“疑罪从无”了，那文史之业还有什么必要存在，陈寅恪吕思勉们永远说不清必要性，而中文系历史系干脆都解散好了。你若觉得无聊，那是您志趣高雅 重名教 ，可人家自有乐处。

再说穿了，任何人都该少贪杯为妙。费钱伤身还误事，何必呢？

（注：本文材料多取自萧振鸣先生《烟火寻常事：鲁迅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24年11月版，不敢掠美，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