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上海法租界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日军岗哨。车内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书记官长”，面容镇定，神情专注。可谁都不知道，这辆车里藏着两台从英法租界偷偷运出的电台设备。驾驶这辆车的正是中共秘密交通员李时雨。
此时，他已经在敌营潜伏了整整六年。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名“书记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官职节节高升，最终竟爬到了汪伪政府和军统系统的核心岗位，甚至一度深得戴笠信任，授予少将军衔。
当他感到自己已离真实身份太远，向中央请示是否就此抽身，收到的却是八个字：“大胆往上爬，官越大越好。”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深入敌心。
李时雨出生于1908年黑龙江巴彦县，原名李亭芳，自幼聪敏勤奋，酷爱读书，五岁入私塾，能背《论语》，十岁起自号“时雨”，取自《水浒传》中宋江“及时雨”之意。这种“忠义”情结，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
1920年代末，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李时雨考入北京法政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的政治觉悟被彻底唤醒。1931年底，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是知名的“李指挥”。
1932年，在哈尔滨，他带领铁路工人炸毁了日军运输车厢，成功扰乱敌军部署，成为日军重点通缉对象。为规避搜捕，他伪装身份返回北京继续学习，并开始接受更高级别的潜伏任务。
1934年，党组织指示他打入东北军内部，借助同乡关系，他顺利进入“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在这里，他以惊人的记忆力默写情报，为中共准确掌握国民党军情提供关键依据。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重组，他接到撤离指令，准备转入北平地下党。途经天津时，“七七事变”爆发，他被困英租界，组织联系暂中断。孤身一人，他凭借老同事关系进入天津伪法院工作，继续活动。
1938年，汪伪政权筹备组建，李时雨的身份再次被“看中”。他被推举参与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同乡朱晶华引荐，成为会议代表。此时，朱晶华并不知道，李时雨早已是中共北方局社会部的下线。
在伪“六大”中，李时雨将会议所有内容详细记录，整理形成完整报告交予中共北方局。这份记录让党中央首次全面掌握汪伪政府的组织规划和动向，为后续抗战部署提供大量依据。
1940年前后，李时雨被提拔为汪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进入上海保安司令部，担任军法处长，获得少将军衔。这时，他感到危机临近，开始担忧长期潜伏可能暴露，主动向中央请示是否继续保留身份，获得明确指示：继续往上走，不得退缩。
在汪伪系统中，他频繁接触陈公博、周佛海等核心人物，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借助身份便利，他多次为中共输送关键情报，包括敌军调防、粮草分配、军统部署等。一次电台运送任务中，李时雨用法院公务用车掩护，成功将三部电台送往延安，全程未被察觉，展现出极高的执行力。
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党中央决定策反汪伪上海警备力量，李时雨负责主导。他成功争取到保安总队一团团长刘铁城等人，但因国民党先行接管上海，行动被迫中止。
战后，李时雨再次转换身份，借助汪伪背景进入国民党军统系统，任职上海站第二组组长，继续为党提供情报。他利用军统内部资源，多次掩护中共重要人员，甚至成功营救杨树田。
戴笠对李时雨极为信任，授其军统少将军衔，安排其参与上海核心情报调度。李时雨一面执行任务，一面悄然传递国军动向，为中共制定战略提供第一手资料。
1946年，戴笠罹难，毛人凤接掌军统，开始清洗“戴系”旧部。因被怀疑“涉共”，李时雨被捕，遭遇严刑拷打，始终坚守身份，从未泄露关键信息。最终，军统以“证据不足”判其七年半徒刑。
牢狱期间，李时雨每日默念《道德经》，掩饰身份，维持精神状态。直到1949年年初，国民党财政枯竭，宣布“释放15年以下刑期人员”，李时雨获释。
出狱后，他未立即返回延安，而是继续隐藏身份，在上海游说旧部，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此举引起军统警觉，他与妻子被迫撤离，转移至香港，由地下党护送穿越封锁线，成功回到北平。
1949年春，北平解放，李时雨穿上军装，走进中南海，正式归队。刘少奇亲自接见，肯定其十五年潜伏功绩，称其为“特殊战线上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协书记、佛学院副院长，继续为国家建设发挥余热。他曾写下一句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字字句句，透露出一个特工在黑暗岁月中对信仰的坚守。
整整十五年，李时雨在敌营最核心的位置上，日夜与敌为伍，却从未动摇。他不是靠枪杆子打下江山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了胜利的方向。中共情报战线能有如此成就，是无数像李时雨这样的无名英雄支撑起来的。他们不求功名，不畏牺牲，只为那一句承诺：我，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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