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文强小时候也很奇怪:清朝的“上大夫”是什么级别?我家怎么会有两个上大夫?

不但文强奇怪,可能有读者也会觉得文强是在吹牛:上大夫不是秦朝卿、大夫、士三级官僚体系中的中层官员吗?怎么清朝也有上大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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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专门去查了《清史稿》,在卷一百十·志八十五选举五·封荫推选封赠之制中,发现清朝确有大夫这个级别,而且级别还相当高:“文职封赠之阶,初正一品、特进、光禄大夫,寻改光禄大夫。从一品光禄大夫,后改荣禄大夫。正二品资政大夫。从二品通奉大夫。正三品通议大夫。从三品中议大夫。正四品中宪大夫。从四品朝议大夫。正五品奉政大夫。从五品奉直大夫。武职封赠之阶,初分三系。一曰满、汉公、侯、伯封光禄大夫,后改建威将军。”

清朝文官武官都有光禄、资政、通奉、通议、中议、中宪、朝议、奉政、奉直等各级大夫,文强家的长辈也搞不清楚祖上那两个上大夫具体称号,只好含混地告诉文强:“相当于国会议员吧。”

将上大夫比作“国会议员”似乎也不算十分离谱,因为从正光禄大夫到从三品中议大夫,都是有机会“入阁”当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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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是自己是二十三代,还有人考证应该是二十七代,更有人考证出文强并非像他说的那样是“表弟”,《湘乡高冲文氏支谱》、《文氏家族族源流》、《杨林冲文氏六义堂谱》等家谱、族谱都可以证明,文强自称“表弟”是不对的。

文强是不是“表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而在文强的《新生之路》中,他在功德林的表现并不差,还当了功德林《新生园地》文艺专栏的责任编辑,要是真有那层关系,再加上表现良好,可能早就特赦出去了。

文强说很多功德林的管理制度,他都参与制定了,而且跟所长姚伦关系也不错,后来还一起拍过电影(可能就是反映战犯学习改造生活的《决战之后》),他最后一批特赦,怎么看都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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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新生之路》记载,文强在我方曾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后来又担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因为被捕获救后不愿意接受组织审查,文强一气之下离开四川到上海寻找更高层领导,未果后转换阵营,先当特务后当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直至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

我们细看《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就会发现,后来组织上已经给他平反并招他归队,但是跟戴笠过从甚密且受到老蒋接见、管宋女士当面叫过“师母”的文强拒绝了。

文强的回忆录,有一些话是不能引述的,虽然他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但骨子里的傲气仍在:“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答复他:‘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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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或许真是善良的,但他不肯服从召唤而归队,却也是事实,这一点他自己也毫不讳言:只为友,不为仇,不归队。

文强有没有跟最初的战友成为朋友,他自己没有写,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淮海战场给杜聿明当副参谋长,也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而是出了很多主意,在被俘前一刻也没想过起义投诚,所以他算不折不扣的战场被俘人员。

文强为何不肯归队,我们从他《口述自传》开头“自报家门”的文字中似乎能找到:他毕竟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年轻时可能壮怀激烈,中年以后就变得比较现实——他也想保住既得利益。

如果文强祖上真在清朝出过两个“上大夫”,那么他在思想上跟普通老百姓就会隔着一层,革命也许就是革自己和家族的命,他跟老蒋、戴笠似乎有差不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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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哪些文姓高官,请恕笔者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几个,知道的几人中,既有正红旗的,也有镶白旗的,据记载是文天祥第十九世孙的文柱,当过兵部主事、员外郎、浙江衢州知府、杭州知府、山西河东道兵备副使、直隶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级别似乎跟“上大夫”沾了一点边,更重要的是文柱以兵部主事、员外郎的身份,参与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

除了文柱,笔者在清朝高级官员中并没找到其他文天祥的后裔,即使找到了,似乎对文强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文天祥是怎么死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名汉臣后代在清朝为官,就像岳钟琪一样,都未必能得到先祖的认可。

不管怎么说,文强都没有在组织召唤的时候回归,作为战犯也没能提前特赦,所以要说他这一生,是很难评价的,文天祥知道有后裔如此,也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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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电影《决战之后》中以真名实姓出现,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以“刘安国”的化名出现,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仅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简短介绍中,就能断定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三十年代初期,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

不管怎么说,要不是特别顽固或身份特殊,只要认真学习改造,都可能在1966年前特赦,文强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特赦,都说明他确实可能出身于清朝高官家族,而且还有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那么在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来,文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回忆录中的那些师生、同乡、战友、亲戚关系,都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