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格外安静，广播里正反复播报着全国支援抗美援朝的新闻......
此时国内的多家工厂里，工人们昼夜赶工造枪炮，农村的百姓把留着过年的粮食捐成“爱国粮”，连街头的小贩都把赚来的零钱塞进了捐献箱。
监舍里，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囚服的中年人听得浑身发抖，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突然，溥仪猛地站起身，不顾身边战犯的诧异目光，伸手就撕开了自己棉衣的内层缝线。棉絮纷飞中，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绸布包裹的物件。
它是什么呢？
等他层层打开后，里面竟然是三枚用田黄石雕成的印章，中间还连着细细的石链，阳光一照，石头泛着温润的金黄。
第二天一早，他捧着这堆东西找到了管理所所长，声音发颤：“这是我从紫禁城带出来的宝贝，乾隆爷传下来的，现在自愿上交国家，给前线做点贡献！”
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印章，而是大名鼎鼎的“乾隆帝田黄三联玺”，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整块印章是用一块罕见的田黄石雕出来的，连一点黏合的痕迹都没有，做工精美。
田黄石硬度还不如指甲，能在上面雕出活动的石链，当年的工匠得耗费多少心血？乾隆爷对这印章爱得要命，时刻带在身边，后来一代代传给清朝皇帝，直到落到溥仪手里。
后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时，他啥金银细软都没顾上带，唯独把这枚印章缝在棉衣里带出了宫。之后辗转天津、长春做伪满洲国傀儡，再到被苏联红军俘虏，5年里经历了十几次搜身，这印章都被他藏得严严实实。
谁能想到，这枚跟着他亡命26年的“命根子”，会在听说出兵朝鲜时，被他主动交了出去。管理所后来把印章送到故宫，如今我们去故宫博物院，还能在橱窗里看到它，那温润的石头上，既有乾隆盛世的荣光，也刻着溥仪半生的惊魂。
有人说溥仪献宝是为了讨好政府求活命，这话放在当时也不全对，但也戳中了他最初的心思。对溥仪来说，这枚田黄三联玺从来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他“皇帝身份”的最后象征。
他3岁登基，6岁退位，虽然没真正掌过权，但从小被人伺候着长大，连穿衣吃饭都要别人动手。1924年被赶出宫时，他才18岁，怀里揣着这枚印章，就像揣着整个大清的念想。后来在长春做伪满洲国皇帝，表面上穿龙袍，实际上是日本鬼子的傀儡，连签个字都要看日本人的脸色。
那时候他夜里睡不着，就摸出棉衣里的印章，看着“惟精惟一”四个字发呆，乾隆爷当年靠这信念治国，可他呢？只能做个卖国的傀儡。
这印章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遮羞布，哪怕活得不如意，摸着这石头，他还能骗自己“我还是个皇帝”。
在苏联俘虏营里，他怕被当成战犯处决，每天把印章藏在贴身处，连洗澡都不敢摘下来。1950年被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更是慌得要命，觉得自己双手沾满东北人民的血，肯定活不成。刚到管理所那阵子，他就是个“笑话”：不会系鞋带，不会洗衣服，吃饭时连韭菜包子都认不出来，同屋战犯私下骂他“废物”。
有次所长见他衣服扣子掉了、裤腿一长一短，忍不住说“你看看别人怎么活的”，这话戳得他满脸通红。那时候他心里，这枚印章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万一真要被定罪，说不定这国宝能换条命。
可要说他只图活命，那就把这事想浅了。如果只是求自保，他手里还有不少从宫里带出的小件珍宝，犯不着把最值钱、最贴身的三联玺交出去。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抗美援朝时全国人民的那股劲儿，是他在管理所里一点点看清的“新世界”。
溥仪在管理所里最爱听广播，1950年秋天，广播里全是抗美援朝的新闻。他听到上海的学生背着行李参军，校长在纪念册上写“和平砥柱”；听到农民把留着换盐的粮食捐出来，说“多打一粒粮，前线少流血”，听到工人喊着“工厂即战场”，三天三夜不睡觉造炮弹。
最让他震撼的是，全国人民短短一年捐了5万多亿元旧币，能买3000多架战斗机——这可是他当“皇帝”时想都不敢想的场面。
他突然想起自己做伪满洲国皇帝时的事：日本鬼子抢东北的粮食，老百姓饿死在路边，他却在宫里吃山珍海味；日本兵抓中国人去做劳工，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那时候的“国家”是他的私产，老百姓是他的奴才，可现在呢？
广播里说“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连拾荒的老人都愿意捐出积蓄。他第一次明白，原来真正的国家，是老百姓愿意拼命守护的地方；真正的“主人”，不是穿龙袍的皇帝，是那些愿意为祖国流血流汗的普通人。
管理所的所长也看在眼里，没骂他没逼他，只是偶尔找他聊天，拿报纸给他看志愿军在朝鲜打仗的故事：有的战士冻成冰雕还保持冲锋姿势，有的护士用嘴给伤员吸脓血。
有一次所长指着报纸上的“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这句话问他：“你以前总说自己是中国人，可你为中国做过啥？”这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溥仪心里。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棉衣里的印章，突然觉得这石头烫手，他拿着这印章，干的全是卖国求荣的事。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国家拼命，他手里这枚象征“皇权”的印章，早就该还给真正的国家主人了。
溥仪献宝后，心里其实很忐忑，怕人家说他“作秀”。没想到几天后所长找他，说上级夸他献宝是真心悔改，还说这印章会好好保存在博物馆里。那一刻，溥仪也如释重负，不禁流下了泪水，这辈子第一次，他不是因为害怕哭，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用”了。
从那以后，溥仪像变了个人，以前连袜子都不会补，现在主动抢着扫地、洗碗；以前别人叫他“溥仪”他不应，现在听到“老溥”还会笑着答应。
管理所组织战犯学文化，他每天第一个到教室，笔记本记得工工整整；后来让他学护理，他跟着医生学打针换药，居然能给其他战犯看病了。有次同屋战犯生病，他整夜守在床边喂水擦汗，那人感动得说：“您现在比真皇帝还强。”
1956年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溥仪主动要求出庭作证。站在证人席上，他穿着囚服，戴黑框眼镜，一五一十揭发日本鬼子操纵伪满洲国、迫害中国百姓的罪行。他说：“我是个罪人，但我是中国人，看到侵略者被审判，我自豪。”这时候再没人觉得他是“废物”，他终于明白，比起那枚象征皇权的印章，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才更值得骄傲。
1959年他被特赦时，手里只带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没有珍宝，只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和几件旧衣服。他说：“那些旧东西早该放下了，现在我是新中国的公民溥仪。”
有人问，溥仪献宝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曾经的封建皇帝，在看到全国人民团结抗敌的壮举后，终于放下了自己最后的“帝王执念”。
从印章变成溥仪的“救命符”，再变成国家的国宝，其实藏着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皇权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的力量；珍宝再贵，也贵不过“国家认同”四个字。
想想看，抗美援朝时多少普通人捐出了自己的一切：农民捐粮，工人捐钱，战士捐命。溥仪的献宝，看似是“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实则和那些捐出鸡蛋的老太太、捐出钢笔的学生没区别，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出力。
只不过别人出力是出于热爱，而溥仪出力，是出于悔改；别人是守护家园，而他是找回做人的尊严。
如今这枚田黄三联玺安安静静躺在故宫里，每天有无数人隔着玻璃看它。有人惊叹它的工艺，有人感慨乾隆的奢华，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藏着一个末代皇帝的蜕变故事，从把国家当私产，到把国宝还给国家；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废物皇帝”，到愿意为国家献宝的公民。
这枚石头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刻着两个时代的碰撞：一个是帝王将相的旧时代，一个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溥仪后来在自传里写：“我这辈子做过最多的梦，就是回到紫禁城，可真特赦后我去了一次，看着以前的龙椅，只觉得陌生。倒是看到我献的那枚三联玺，突然觉得踏实，它终于回到了该去的地方。”
毕竟，这枚印章从来不属于哪个皇帝，它属于创造了这般工艺的中国人，属于守护着这片土地的中国人。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的底气，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而这份底气，从来不是帝王的玉玺给的，是无数普通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给的，是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的冲锋，是工人在车间里的坚守，是农民在田埂上的耕耘，也是像溥仪这样的“罪人”，终于放下执念后的悔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