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北洋政府垮了！”晨雾还未散，东交民巷的报童扯着嗓子。茶馆角落，一位灰衣老兵把碗沿一磕：“折腾十六年，四十六任总理，换来一句完了？”生涩问句，勾起满室沉默。
回到时间原点——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布中华民国成立；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启动内阁制。按照《临时约法》，总统任命内阁，总统令需经阁员副署方生效，这一条看似限制总统，实则给足了袁世凯腾挪空间。
唐绍仪领衔的第一届内阁3月13日亮相，行政权力配置颇为现代，但短短三个月便告解散。紧接着陆徵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陆续上台，六届内阁在两年内轮番替换，原因并不复杂：文官制度初建，却要在军人威压下运转，必然摇晃。
1913年国会选举成为分水岭。袁借军警包围议场迫使议员“拥戴”自己转正——议员们不得不在枪口下举手。武力干政的闸门一经开启，很快就关不上。袁去世后，各路北洋将领自立山头，《临时约法》徒有其名，内阁成了军阀讨价还价的筹码。
1916年至1920年，段祺瑞、徐世昌、靳云鹏三人先后三进三出总理之位。只要直系、皖系或奉系在北京占上风，内阁名单就要重写。最夸张一次发生在1920年7月至8月，萨镇冰仅代总理38天，阁员与靳云鹏班底几乎相同，盖上新的公章便算改组。
统计数字很刺眼：1912—1928年，北京政府共组阁46届，30人坐过总理或代总理的椅子。唐绍仪、陆徵祥、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熊希龄、孙宝琦、李经羲、伍廷芳、江朝宗、王士珍、钱能训、龚心湛、靳云鹏、萨镇冰、梁士诒、周自齐、胡惟德、颜惠庆、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张绍曾、高凌霨、黄郛、许世英、贾德耀、杜锡珪、顾维钧、潘复——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
有意思的是，名单里不仅有职业军人，也夹杂海军上将、铁路局总裁、外交家、金融家。表面看“文武并用”，实则缺乏制度粘合剂；群龙无首的局面下，只能靠“谁的炮火响”来决定谁当家。
1922年6月，张作霖的奉军压进山海关，段祺瑞被迫让贤，顾维钧临危受命组阁。无奈财政空虚、列强逼债，他只撑了不到三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北京政变”把曹锟轰下台，许世英接棒，可北京城仍是一片军号声。政令无法出中南海，内阁成为摆设。
段祺瑞在1924年11月挂起“临时执政”招牌，试图用摄政内阁方式平衡各派，颜惠庆、胡惟德、杜锡珪、顾维钧先后以“代理”名义顶住门面。有人讥讽：“总理像租房客，一个行李箱，说走就走。”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提速，冯、阎、张心思各异，潘复成了最后一任内阁总理。1928年6月3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接收委员长”，北洋政府正式谢幕。翌日，才有开头那声报童的叫卖。
如果把46届内阁的平均寿命算一算，大约四个月一次重组。试想一下，一个需要长期规划的现代国家，在如此频繁的行政震荡中能留下什么？答案是债务、通胀与飘忽不定的外交信誉。
不得不说，北洋内阁的短命并非个人不称职，而是制度与时局的双重错位。共和政体尚未扎根，强军依旧在野，宪政大厦只能建在流沙上。
1928年之后，诸位前总理的命运迥异：段祺瑞隐居青岛，靳云鹏选择天津租界，顾维钧转赴国际联盟，潘复则坐上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一纸委任、几行签名，记录了他们的最高峰，也见证一次时代的试验。
今日翻检这46届名单，名字仍熠熠，却难掩体制崩塌的辛辣。名单是冷冰冰的，但背后的政争、豪赌以及理想的耗损，却烙在每一次改组公文的油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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