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旷野，而非精心设计的流水线|优生学|伦理|基因检测|婴儿|流水线|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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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定制婴儿”和“基因智力提升”一同出现时，它所激起的已不仅仅是科技圈的好奇，更是全社会一道深刻的伦理警铃。这并非对未来图景的前瞻性探讨，而是正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将人类推向一个我们必须警惕的十字路口：我们是否要亲手开启一个用基因财富划分阶层、用科学手段定义“完美”的危险时代？

对此，我的立场无比坚定：我们必须对“定制婴儿”计划说“不”。因为这不仅建立在尚显薄弱的科学基础之上，更是在伦理的悬崖边玩火，导致人类从细胞层面就开始了毫无价值的“内卷”，而其潜在的社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七年前，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擅自编辑婴儿基因，震惊全球，也踩下了科学伦理的急刹车。而就在这两天，埃隆·马斯克的“定制婴儿”计划又一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据报道，他已拥有十多名子女，并有孩子接受了提升智力的基因筛查。

你没听错，就是“定制婴儿”，这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正在发生的商业选择。据披露，这项服务的价格高达5万美元，Herasight公司甚至声称可以筛选出智商相差15点的胚胎。

△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1883年，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时，或许未曾想到，这个以“优化人类基因”为名的科学理想，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纳粹屠杀的遮羞布，更在21世纪因基因编辑技术而深陷伦理漩涡。

我们今天讨论的正是硅谷近年来掀起的胚胎多基因筛查商业化浪潮。这项新兴技术并未直接踏入基因编辑伦理禁区，而是通过筛选胚胎的多种性状基因，从疾病风险到智商、外貌，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逼近“定制婴儿”的伦理红线。

如果说传统的胚胎基因检测是为了“避害”，那么胚胎多基因筛查则是在引导父母“趋利”。它通过分析胚胎的DNA，为其在多种复杂性状上打分（如心脏病、糖尿病、精神分裂症风险，甚至智商、外貌），供父母在植入前进行择优选择，如同在线上商城挑选“商品”。从2020年首位经由多基因检测筛选的婴儿诞生至今，已有数百名儿童在这项技术下“被选择”出生。

△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与基因编辑不同，胚胎基因筛选目前处于法律与伦理的灰色地带。在美国，由于缺乏联邦层面的统一监管，这项技术服务的商业化开展目前主要依靠行业自律，这也是硅谷相关产业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些公司在营销中刻意引导并强调“优化”后代的可能性，的确吸引了部分希望为孩子争取所谓“最好人生开端”的富裕阶层客户。

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花大价钱购买这些服务的客户，可能根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大量研究和权威机构指出，多基因筛查的预测能力，在极少数胚胎样本量中几乎无效。2024年5月《临床医学杂志》的论文也指出，尚未有临床研究综合评估该策略在胚胎中的有效性。

△ 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一个胚胎的多基因评分高，并不意味着其未来就一定更“优秀”。多基因风险评分本质上就是一个统计学工具，用于预测大规模人群中的疾病风险趋势，而非精确预测单个胚胎的个体命运。并且，这些算法依赖的基因数据库大多来自西欧血统的个体，对于其他族裔背景的人群来说，可靠性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这些评分完全忽略了环境、生活方式和无数其他后天因素。DNA不是命运，将复杂的人类特质简单归因于基因是一种危险的还原论。

马斯克鼓励高智商女性多生育，并亲自筛选母亲的这种做法，让我不禁想起历史上那些优生学的阴影。这种将优生学商业化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异化。更何况，将生命的价值，交由一串基因序列、一份风险评估来预先定义，何其可笑。

研究基因的人都懂，基因层面根本无法定义何为完美。今天的“劣势基因”，可能在明天就会被证明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就像导致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突变，却大大降低了疟疾感染的致死性。所以，基因编辑的边界应把控在“把错的改对”，而非“把好的变优”。

我始终强调“生命是旷野，不要轻易被别人定义”。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其价值不应被简化为几个基因位点的组合。试想一下，当科技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当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将在基因层面上被固化，这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

作为企业家，我理解技术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然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敢为天下先”，更重要的是引导技术为人类福祉服务。

在基因领域，华大集团成功研发具有完全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测序仪，将测序成本从千美元级降至百美元级。进而在多地与政府合作推广无创产前检测等民生项目，成功地将一项尖端技术转化为一项普惠的公共产品，实现了个体家庭福祉、公共卫生效益与产业技术发展三者的共赢，为预防新生儿严重缺陷的发生提供了关键窗口。这种普惠基因科技的价值，远比打造“超级婴儿”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