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史中不乏应酬之作、受托之作，这类作品常常乏善可陈，但也有一些竟成名作。中国读者熟知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莫扎特的《安魂曲》，都是这样受人委托，将“任务”变成杰作的例子。

关于受托创作问题，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恐怕要算文学批评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近作的发现。孔帕尼翁《违背契约：罗兰·巴特与委托创作》（伽利玛出版社，2025）揭示了20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1915—1980）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受托于人又“违约”的作品。

除了巴特自陈的“无所为”（pour rien）的第一部书和《恋人絮语》这本课堂讲义，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受托而写。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外界邀约不屑一顾，坚持走自己的路；历史学家乔治·杜比则来者不拒，乐于响应出版商和电视台的各种邀请。巴特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或者说，一条更狡猾的道路。

孔帕尼翁说委托对巴特来说“既是痛苦也是恩赐，既是命令也是激励”。这种矛盾的张力贯穿了巴特的整个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为图书俱乐部撰写的文章，到他为《电影手册》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明室》，巴特总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要精确地计算自己能够偏离委托多远，然后在不被拒稿的情况下颠覆原始要求。而在满足外部要求和保持创作自主性之间寻找平衡，像极了一种游击战术。

巴特的“违约”并非简单的不合作或叛逆，而是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用孔帕尼翁充满诗意的表述来说，巴特给编辑和读者的，“不是他们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渴望的东西”。

有趣的是，孔帕尼翁还援引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理论来解释巴特的行为。他认为巴特的“违背”是一种“变态”的写作方法——这里的“变态”不含贬义，而是拉康意义上的：“变态者挑衅并蔑视法律。”巴特通过系统性地违背契约，实际上是在挑战整个文学生产体系的游戏规则。

巴特曾表示，“羡慕那些不遵守合同的萨德式自由人”。现在看来，他不仅羡慕，更是身体力行地成为了这样的“自由人”——只不过他的方式更加优雅。不是粗暴地撕毁契约，而是耐心地改写它；不是正面对抗，而是迂回应对。戏谑地说，在提出“作者已死”的这位著名理论家看来，也许这“作者”其实只是那“接受写作委托”的人。

孔帕尼翁的书触及了当代创作者包括学者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在外部委托与艺术追求之间，在市场需求与创作自由之间，该如何自处？巴特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接受游戏规则，然后巧妙地颠覆它。在算法推荐和流量思维主导的今天，巴特的“违约艺术”尤其显得狡黠、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