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夜——’妈，我也要去上学，好不好？’牢房角落里传来奶声奶气的一句。”阴黄的灯泡晃了晃，徐林侠抬起头，看见儿子眸子里那团亮光，她点了点头，却没让泪掉下来。对于在牢里成长的孩子，读书竟成了奢望，这一幕正好折射出那座监狱有多冷、多黑，也预示着后面愈发紧迫的命运齿轮。
时间往回推到1941年3月，宋振中出生仅八个月，就随父母被关进重庆“白公馆”。他没见识过外面的春风，只记得潮湿墙壁上的霉斑。囚门分出了两种世界：门里，是戴镣的人；门外，是握鞭的人。一个婴儿在这般环境下长到六岁，身高不及同龄孩子，头却显得格外大，难友们看着心酸，干脆喊他“小萝卜头”。
“孩子有什么错？”王品三当年一句愤懑的话在监区传开，绰号就此定型。小萝卜头日子虽苦，却从未放弃对母亲的体贴：配给的几颗大豆，总要拣出一半塞回徐林侠碗里；走漏风，他便抓破布、拆旧袜，笨拙地缝合。五岁时，他已经能握着针线补衣服，这份懂事让成年人沉默。
破鞋
1947年，父子首次相认。宋绮云原来是杨虎城的秘书，也是黄埔六期出身的少将。见到骨瘦如柴的幼子，他喉头哽住，强行压下眼泪，只说一句：“森森，该念书了。”夫妇俩与难友多番周旋，特务终于松口，却规定只能在牢中“办学”。就这样，一间潮窄牢房成了课堂，东北军119师师长黄显声摇身变作老师，草纸订成课本，破布缝成书包，棉灰兑水再加削尖木头，当了临时墨笔。
每天清晨巡哨哨兵换岗，小萝卜头就背着那只灰布小包，在铁门间穿行去“上课”。罗世文、车耀先也成了课后“补习老师”，第一句教给他的便是“我爱我们的中国”。透过这一句，孩子第一次知道“牢门外”有更大的天地，他更认死理地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
有意思的是，戴笠为了策反宋绮云，反而默许小萝卜头自由来往。看守们觉得一个孩子翻不了浪，却不知道他正成了地下党“交通员”。《挺进报》——那张由草纸写成的小报，就是他单手夹在腋下分送；哪间牢房有人生病，哪位同志受刑，他都悄悄记录，再转交秘密党支部书记许晓轩。
一次，黄显声把一团纸悄塞进孩子衣袋，那是白公馆详细布防图。宋绮云望向儿子背影，低声说：“小心点。”小萝卜头回头笑了笑，脚步却更快。试想一下，一个不足七岁的孩子在枪口与刺刀缝隙里跑动，递送的是生死攸关的情报，谁能不动容？
1947年10月，新囚胡春浦被押进白公馆，遍体鳞伤，胃病发作食不下咽。小萝卜头发现后立即报告母亲，徐林侠煮了碗热挂面，让儿子趁夜悄悄送去。胡春浦隔着铁栏端着那碗面，艰难地说了句“谢谢孩子”，那股滚烫的汤汁比药更快地暖进心里。从此，人们更相信：在暗牢里，也有微光。
然而国民党在战场节节失利，反动当局的焦虑很快转化为疯狂。1949年8月，蒋介石飞抵台湾前夕，毛人凤接到“就地处决重大政治犯”的密令，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榜上有名。白公馆阴云压顶，空气里充满凶兆。
9月6日凌晨，狱卒粗暴搜牢，将包括宋、杨两家在内的十余人押至渣滓洞外。徐林侠跪地恳求：“你们要杀就杀我们夫妇俩，放过孩子吧，让他去街上讨饭也行！”一声脆响，杨进兴的皮靴踢开她。随后寒光闪过，她倒在血泊里；宋绮云紧随其后。小萝卜头拼命挣扎，高喊：“我没有罪！我要出去！”声音未落，刺刀已终结了仅九岁的生命。
清晨的薄雾裹住渣滓洞，血迹还未干透。24天后，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礼炮齐鸣，新中国宣告成立。曾在狱中读着《新华社献词》的那群人，终于等来光亮；而把情报夹在腋下奔跑的孩子，却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天。
多年以后，走进白公馆旧址的参观者常被那只灰布书包所震撼。那是小萝卜头留下的唯一遗物：布料粗糙，针脚参差，却分明记录了一个孩子背负的希望与重量。有人感叹，如果他能走出牢门，也许会成为记者、教师，或只是普通市民。遗憾的是，历史没给他选择。
宋振中——小萝卜头——从出生八个月入狱，到九岁遇害，总共活了三千三百多天。他清楚地记得牢门的冷铁，却没摸过草地，也不知道稻谷成熟的味道。但正因为他的存在，白公馆里的抗争从未中断，渣滓洞里的信念得以传递。他短促的生命被特务的刺刀切断，却顺势刻下一笔血债。这笔血债，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重庆的炮火一道，昭告了旧世界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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